这个“bo”的标题其实没什么逻辑。只是一天的两个时间节点而已。

下午趁着稍息，去“卓越”买了点书。计有：世界著名自助旅行丛书“lonely planet”作者的自传、雷德蒙·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后者是美国硬汉侦探小说的开创者，最近刚由新星出版社引进。

还有《高陶事件的始末》，作者陶恒生。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人相当陌生。他的父亲陶希圣大大有名，是当年国民党政府著名“文胆”之一。当年，后者和高圣武一齐叛逃汪精卫伪政府，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后者的投日行径。所谓“高陶事件”正是指此。

订完所有的书，想着小长假不出门亦可过得丰富，心情很好。往窗外看，真是阳光灿烂。

此时，传来一条即时新闻：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凌晨去世，享年89岁。阳光顿时消散大半，查看柏杨和《南方周末》的对话文章。这些文字是他在大陆的封山之作。

里面说：柏杨……第一次见蒋介石，兴奋得甚至“忘记举枪”。最后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到了台湾…… 　　

在台湾，柏杨因言犯罪。“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这是他生平最后一本书《天真是一种动力》。

这个柏杨版的“很傻很天真”，真是让读书为文的知识分子们希嘘不已。

   “某一天，被解职的宋子文的大门，再一次被历史敲开。这一次，历史中显露两张面孔――一张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少帅的面孔。另一张是早已熟悉的共产党的老面孔。”
    这是1944年末，美国《时代》对其封面人物的一段叙述，使我印象很深。叙述来自一个中国作家李辉在2006年写的书。书名是《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东方出版社，2007年）。
    《南方人物周刊》介绍，此书是以《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吴佩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溥仪……线索，大量参照外国人的回忆录和文献，进入民国史，解读民国史。
    写过胡风、沈从文，师从萧乾的李辉，亦因此书，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选为“2006年最佳散文家”。评语是：这些旧闻旧事……敞开了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如何展开？
    还是说回开头宋子文的叙述。
    1944年12月19日，宋子文当选《时代》封面人物。在他的图片下面，有这样一行说明：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
    “峭壁”，是形容宋子文在1944年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赋闲在家的他被请出山，调停“西安事变”，解救蒋介石。最终，在南京的宋美龄迎回了久违的夫君。其中，宋子文的重重斡旋功不可没。尽管也许，这不是他最情愿干的事。
    因为在此前，蒋介石和他的连襟，一直暗有心结。“九一八”事变后，宋坚决抗日，蒋则不肯。两人的矛盾一度激化。此后，野心勃勃的宋甚至一度有意取代蒋。
    确实，在外国记者眼中，宋子文从来不是蒋介石的同路人。“和蒋比起来，留学美国的宋更加符合西方的眼光，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时代》对此总结说：宋子文是 “蒋身边的人”以外的人。
    因此，宋子文两次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都加了一个“代”字，大有“救火队员”的色彩。“峭壁”二字，似乎又可来形容宋的政治命运。
    仅就《时代》所引用的内容来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关系，并非如后来的我们历史教科书所说，垄断中国，合伙分赃。
    类似的例子，在《封面中国》里并不鲜见。历史戴着人物的面具出场。对每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会因新的史料，新的价值观不同而不同。历史因此亦会受到影响。
    必须感谢李辉，他向我们展示了上述“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在掌握各种可能性后，对历史的判断才是准确和真实的。

    今天午饭后，散步九江路，被上街沿的一块旧大理石碑吸引了。石碑上写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

 11点半，因为印花税下调，我饿着肚子看了一下最新股指，大涨200多点。此前，国内股市已多月下跌，总量缩水近一半。印花税的改变，被视作救市举措。此刻，相信不少人心情大好，小小改善伙食。
    而我也加餐了。那是因为晴空万里，灿烂千阳。饭后晃到九江路，近山西路路口，大理石碑就“跑”进了眼睛。
    除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碑的建造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下面的发起董事中，“杜月笙”赫然在目。后者是旧上海滩最知名的“大佬”之一。
    此时，带着“杜月笙”的石碑被掩藏在一片房屋拆迁留下的废墟中。废墟的前身是一家山西菜饭馆。2005年前后，我所在的国内部，曾在此聚餐。彼时，大伙儿没喝酒，却不乏“论英雄”的气概，要以脚步和文字“走天下”。只是当下已是物非人非。
    稍后，带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和“杜月笙”，我回到报社，试图寻找石碑的过去。
    “百度”不负苦心人。上海档案信息网一个网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证券业在上海已有100多年历史。1882年，中国华商第一个股票交易机构宣告成立，轰动全国，后因时局影响被停。
    直到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次年，华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31年，前者并入华商上海证券交易所，后因日军侵华而停业。
    “1931年”，正是碑上的“民国二十年”。但没有资料说，那一年，“杜月笙”位列董事。而石碑上又同时出现二者。为什么？
    资料又说，汪伪政府下令交易所复业，时间是1943年。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杜月笙被授意筹设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是全中国唯一的证券交易市场。坚硬的石碑可能正是这段时光的“见证人”。
    随着1949年的到来，一切嘎然而止。这一停，就是30年。当年的“见证人”，一路走来，已是残砖片瓦。只消一阵风，便惹起满地尘埃。
    附：受印花税下调刺激，沪深两市今日高开高走。截至收盘，沪指报3583点，暴涨9.29%。

　　市场人士认为，印花税调低的利好终于兑现。大盘理性整固后仍有脉冲式反弹行情，操作上可以波段进出，短线作为。

    上午整理办公室，找出一张老照片。这是数年前，去采访变性人结婚时，“新娘”亲手交给我的。在当时，变性人结婚是全国首例，亦是我首次作为国内部记者，特派写稿。
    时隔多年，照片已然泛黄。一条宽宽的马路上，一对新人比肩而立，嘴角微微带笑。新郎穿黑色皮夹克，胸口大红色领带，很扎眼。长发的“新娘”上身红色毛衣，下面是紧身皮裤，腿很细。
    我特意在“新娘”上加了1个引号。因为2004前，她一直是个男人，在中国西部一个小镇上生活。“新娘”这样描述自己的幼年――作为一个男孩子，我向往裙子；一进男厕所，脸上就烧。
    “可能自己生来就是个女儿心，偏偏得了一个男儿身。”“新娘”说。我印象很深，当时，“新娘”坐在一个茶园里，双手指甲涂红，脖子喉结隐现。
    直到新郎闯进人生的那一刻，“新娘”决定采取行动――利用现代技术，使心灵和肉身，由分裂回复统一。
    手术共分几期，视“新娘”的身体、经济条件，而逐步推进。照片里的“新娘”应已是小成。我采访她时，“新娘”更接近一个女人，无论是生理构造，还是享受到的一种属于女人的幸福感。
    此前，我一度有过怀疑，对“新娘”，甚至自己。“爱情”果真如此伟大，要一个人付出如此代价？“新娘”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她把一张能证明爱情的照片交给了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
    之后几天，我开始相信“变性人”的爱情。这个特殊的“新娘”其实很脆弱，太需要的是关心，鼓励。她要找一根“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它，像一个正常人那样重新生活。那个男人，爱情或婚姻，就是类似的“救命稻草”。仅此而已。
    可新郎也许不这么想。就在婚礼前一天，他把我拉到老家屋后，延着茅坑蹲下，开口索要费用。
    那一刻，我有点替“新娘”难过。那一晚，我人躲在网吧里，一口气写了6000多字。想象着，按《南方周末》的样式，搞个主稿、副稿，弄点深度出来。
    结果，第二天一个字没出来。原因是，题材太敏感。出差回来后，稿子的部分内容，以对话的形式刊出，算是一种“曲线救国”。
    人是依靠事物和细节进行回忆的。自己的首次出差，那6000多个字的原稿，加上采访本一直没能找到，这张照片的价值就弥足珍贵。
    几次清理办公桌，它都被我留了下来。每次看到它，我就轻轻擦一下照片上的灰尘，缓缓放进抽屉――它总能纪念些什么吧。
    附：媒体报道：中国第一位变性人结婚者，2004年与爱人结婚，吸引了上万人围观。
    现在，闲下来的时候，两个人就在理发店里打扑克———斗地主，筹码按一毛钱一毛钱算，两个人把身上的钱互相赢来赢去，“自己找乐嘛”。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丈夫赢钱。

    周日清晨，被阳光吵醒。睁开眼，听它们在面前，与空气摩擦，发出声音：快出去晃晃吧。
   去哪里呢？现代城市能提供新鲜空气的地方越来越少。绿地怎么样？我由是想到，有一次参加报社植树活动，曾获赠“上海市绿化地图（2008版）”一份。当时一见到它，就悄悄塞进包里。现在能派上用场了――不晓得我家附近有没有绿地呢？
    问题是，那天回家后，地图不知搁哪本书里了。而这些书，又被置在卧室和客厅里。于是，这个明媚、可爱的早晨，不得不被划分出一段，用于理书。
    要整理的数量真不少。上周五，“卓越”送了一箱书过来，内有乔松都写父亲乔冠华的回忆录和《未央歌》。后者被禁几十年，刚在大陆开放。内容写的是西南联大一段爱情。
    还有《传播理论导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是西方经典教材的中译本。上述加上此前购置、翻看的书，必须被重新分类，放进我的书橱。初初以为，这是一项耗费体力、心力，同时有些枯燥的“任务”。
    谁知，理着理着，感受不似这样：在书架某个角落，我找到了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吹掉落在它封皮的灰尘，字里行间有我留下的痕迹――一道道深蓝色圆珠笔的划线。
    彼时，我在怎样的心境、环境中阅读此书的呢？是在徐志摩待过的华师大文科楼3楼，还是在能容纳100多人的通宵教室？彼时，我是一个人，还是牵着另一个人的手呢？
    再有，我有两个版本的《我们仨》（三联书社）。这是杨绛先生写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的集子。我想：可能是喜欢封面那种淡定的黄色的缘故。如今的杨绛先生，已孤零零地“走在人生的边上”。还有好多书，自己没看，或看了一半，搁下了。
    中午时分，“绿化地图”终于被找到，一查，“和平公园”是离家最近的绿化去处。“占地4800平方米的大草坪位于和平公园西南侧，是国内最大规模的开放式草坪……造景以植物为主，绿量充足……”
    “绿量充足”，果真诱人。我草草吃过中饭，背包、出门、坐车。没曾想一到外面，大风骤起，天空疾阴。车到大连路，竟淅淅沥沥，落起小雨来。只能归去。
    走在回家路上，心情豁达起来－－虽没见到现实中的“绿量”，倒也找回一段过往的岁月。

“好了！”下午3点，我两侧的小陆同学终于把自己“msn”的名字改成：爱中国。“爱”字是一颗红心的符号。此时，我“msn”联系名单上已有一串串“中国心”。
    1小时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其网站上，就主持人卡弗蒂发表辱华言论辩解，并勉强道歉。
    而我是在中午忙好打开“msn”，才收到改名提示的。“提示”来自很多好友，内容大同小异――要求改变个人的“msn”名称，变成一颗红心加China（中国）。“支持奥运，团结起来。”一个朋友说。
    说实话，平时和这个朋友真是不太聊天。此时，觉得温暖。赶紧改起来，最早不知道怎么用符号表示“红爱心”，经不少朋友边骂边指点后，知道原来是：用英语格式输入（L）。
    过程复杂，结果简单。看着自己的“msn”名称变成――“红心China小松松·我在跟进，完毕！”心下窃喜，仿佛参加聚会，中一“火锅奖”。
    稍后，办公室里的陆同学上线后，边羡慕我，边讨教怎么改。一会儿功夫，他也成了“红心China”。在我“msn”上，类似的“中国心”不断聚集，渐起蓬头。
    “msn”改名，其实不止发生一次。有一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我想握紧你的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想握紧你的手”一语就成为不少“msn”的名字。
    我想，这些现象是有共性的。不妨视作，这是一个群体表达自身诉求的特殊方式。它合理，带点有小小的创意，效果可能超过激烈的争辩，甚至其他。
    当地时间15日，美国时事评论员卡弗蒂因在公开场合说中国人是暴徒，而被我新闻发言人要求道歉。
    16日下午，“CNN”发表最新声明称：“不论是卡弗蒂先生本人，还是CNN，都无意冒犯中国民众；在这里，我们愿向受到此言论影响的人们道歉。”
    早前，中国奥运火炬在传递过程中，受到个别西方国家的不公正待遇，引发国人反弹。
    这样的背景下，“msn“上的“中国心”是不是有所启示呢？

    媒体报道，本周一开始，某市一女市长离岗接受组织调查。1个月前，仕途顺畅的她，驾车撞死了一个5年级小学生。当时，孩子穿过被称为生命线的斑马线，到学校对面的商铺买东西。
    事发后，女市长亲往受害者位于农村的家中道歉，送上20多万补偿金。还有村民说：“当时，市长在痛哭中，还向孩子的父母跪下了，场面很感人。”
    对孩子父母来说，堂堂一市之长给你跪下了，又愿意出钱补偿，人死不能复生。难道你还执著地上演一出“民告官”不成？
    看上去，这是最合乎社会情理，亦是最合乎双方利益的。于是，双方“谅解”似成一种必然。
    但是，“感人下跪”不能取代“司法调查”。车子撞死了人，必须追查原因，厘清责任。包括车主是否有驾照、是否超速驾车，是否违反交规；路上出了事故，如何界定责任，怎样赔偿等等。
    在法治社会，这些司法程序必须被遵守、执行。无论这个人头上戴着怎样的“乌纱”，功过都将一视同仁。
    由此，对这个女市长而言，“下跪”这个道义上的“情感补偿”，并不意味着她有权规避有关部门的调查，减少司法的流程，豁免应有的责任。
    最新消息是，那次“感人下跪”后，女市长就要求家属“签订协议，不再追究” 。而事故，则迟迟未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直到事件经曝光，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女市长才离岗、受查。此时，距那条幼小生命的离去，已有多时。
    不难发现，此时此刻的“感人下跪”，实际沦为了某些人逃避责任、漠视法治的“借口”。如此想来，令人唏嘘。
    另，健身房水管爆裂……

    周日，约友到沪上老字号“德兴馆”解馋。逛到福建路、广东路交界的总店。隔着马路，玻璃上贴的“百年老字号”数个红色大字，先“跑”进眼。
    的确，屈指算来，从光绪9年（1883年）草创起，做为本帮菜的“老大哥”，“德兴馆”已100多岁了。台湾的饮食文化研究者――逯耀东教授说，上海本帮菜多起于弄堂，位置在十六铺附近。后者是上海开埠之初，商业船运刚盛的地方。
    “德兴馆”亦不例外。“百度知道”里有篇包亚明写的文章，说“德兴馆”原来是十六铺2号一家小饭店。后经万云生“起名”、吴全贵“光大”，“德兴馆”才有今天的名气。
    可是，关于万、吴两人的故事，网上竟然不见半点。我们所谓的“历史”未免太过粗疏，缺乏血脉。
    诸多本帮菜中，“德兴馆”的“虾子大乌参”、“槽钵头”等是名菜，鲁迅、刘海粟是常客，而焖蹄面、爆鱼亦是一绝，亦曾引得逯耀东先生，远道而来，专程光顾。
    而我和朋友来“德兴馆”，是兴之所至，无需过分。进得堂中，底楼人声嘈杂。饥肠辘辘的我们，点“焖蹄二鲜面”、“爆鱼”。
    闻着灶台传来的香气，口水直流，又加点“自制千张包”一份，但心里悬疑：“焖蹄二鲜”，二鲜是什么？究竟何为“千张包”？
    不一会儿，谜底揭晓。“焖蹄二鲜面”的“二鲜”是爆鱼和焖蹄，焖蹄在热乎乎的汤面里，放进嘴里，不油不腻，入口即化。“味道有点淡，倒是爆鱼，甜甜的，很好吃。”友说。上海本帮菜的爆鱼是苏州口味。
    稍后，“千张包”被端上来，原来不是包子，是一碗汤。“千张包”，实际就是豆皮包着鲜猪肉、开洋等馅。小小一个咬下去，鲜啊！
    “老字号的未来会如何？”吃饱喝足，我问朋友。如今的“德兴馆”不复当年。这是不少“老字号”所遇见的老问题了。扬州饭店搬了，“德大”搬了，“东海”没了……
    友一时无语，把最后一块焖蹄狠狠塞进嘴里。
    “老字号是走是留，由食客来决定。别强行使它们消亡，或者兴盛。”友说。说着，大门一开，一个打扮“哈韩”的女孩子进来，点了一碗爆鱼面。
    友一笑。而我担心的是：“哈韩”只知道面好吃，却忘了面背后的往事。这就像互联网和我们的历史，悄悄遗忘万云生和吴全贵一样。

对许多上海人而言，“生猛”的景象将随着“铜川路”的消失，渐行渐远。
    今天（10日）起，上海4大城市副中心之一的“真如”建设加快，后者区域内的12家农副产品市场，开始实质性搬迁。这些市场，有一个更耳熟能详的“绰号”――“铜川路”。
    起初，铜川路是指市场的具体地理位置。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绰号”成了上海水产品批发、销售、甚至生活方式的一个代名词。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条四车道的路泥泞不堪。清晨四五点起，成千上万的小贩开始了各自的“生活”。
    他们操着全国各地的方言，从“面的”上装卸货物。这些“面的”来自上海周边的农村，大小不一，但同样都是廉价、肮脏，散发着一股新鲜的腥味。
    而这些“货物”就是鱼虾蟹，它们或被冷冻在冰块中，或是直接活蹦乱跳。然后，小贩们彼此交谈，协商出一个易于接受的“定价”。一切忙完了，他们就稍歇，像等待天亮一样，等待顾客的来临。
    这些顾客最早是周围的居民。稍后，因为“便宜有好货”，“铜川路”的名声迅速传向全市。包括更多个人，还有那些个体批发商、海鲜酒店。后两者是这个国家近年经济发展产生的代表。
    不久，“铜川路”名号响亮。国内最大搜索引擎――“百度”显示，在过去几年里。“铜川路、水产”的新闻超过4000篇，远高于一些名人明星。
    此外，这条常年泥泞的道路，具备了专业人士研究的“产业链”。更多的人、单位，依赖其生存、发展，积累财富。
    当然，有诗意的人士亦把“铜川路”的小贩声、运货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视作城市一景。
    确实，如今在上海，这座最早是“小渔村”的大城市里，如此带有生活气息，个性特色的场景已不多见。老一辈上海人把这叫做：闹猛。这个词让人想起了，“铜川路”那些躺在大塑料盆里，呼吸强健的海鲜们。
    而现在，“闹猛”、“海鲜”，还有“铜川路”，甚至是“小渔村”，随着新一轮城市化，加速消失。

    刚看完谢飞君的“bo”文――《原谅“最后一根稻草”》。说说想法。
    “Bo”里说，面对“飞行员辞职必须征得原有单位同意”这一规定，飞行员是彻彻底的弱势群体。屡屡辞职不成，罢飞成了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关于飞行员是否“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或是“bo”里说的“被欠薪的农民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他们是，为了自己顺利辞职，难道就能“罢飞”吗？
    仔细分析一下，在罢飞事件中，有3个明显的利益主体，分别是东航，飞行员和客机上的乘客。
    辞职与否，薪水分配，还是最新的“限期补税”一说，主要是前2个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最好的办法是相互协商。如果公司依然“霸王”，则可上升到主管部门。再不通，就寻求体制外的途径，比如诉诸法律，社会舆论等等。其间，并不太多涉及普通乘客。
    遗憾的是，当事飞行员为解决利益矛盾，断然罢飞。这一极端的手法，混淆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这种不职业的实质，是把上述利益矛盾转嫁给了乘客，使后者一度身处险境。
    更遗憾的是，原则上说，无论是“东航”还是飞行员，都应以一个普通乘客的利益为标准。
    我觉得：不能因为飞行员有天大的委屈，就可以宽容所谓的“罢飞”。因为这是对乘客利益的不尊重。
    结果大于过程，且一事归一事。这是媒体看待“罢飞”事件，所应秉持的态度和方法。
    如果真存在“最后一根稻草”的话，我不希望，它最后压跨的是――乘客。

    清明假期最后一天，除往共青森林公园赏花外，即在家里读书。总算把上次拉下的《肚大能容》（三联书店，2003年）看完。书名、作者、大致内容，先前已有“bo”讲述。这一次，单说其中一篇讲述老北京小吃的《豆汁爆肚羊头肉》，勾起我淡淡记忆。
    做为一个上海人，单看标题里“豆汁”一词，便觉得会不会是“豆浆”？正如“锅贴”，在东北被叫做“锅烙”。其实一样都是皮包馅，火上煎。
    细看此文，显然不对。老上海的“豆浆”是大豆用水泡后磨碎、过滤、煮沸而成。老北京的“豆汁”则是制作绿豆淀粉或粉丝的下脚料。
    《豆汁爆肚羊头肉》一文，引用《燕都小食品杂咏》中说“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
    “糟粕”其实有妙用。“百度知道”说，它有祛暑、清热、温阳、健脾、开胃、去毒、除燥，适合于京城地貌气候。千百年传承，槽粕“豆汁”不仅是老旗人的吃食，亦成为老北京的地道吃食。
    我首次喝到豆汁，是在北京采访国共首届经贸论坛。论坛在北京饭店举行，距王府井大街步行不过10分钟。而在王府井一侧，有个小吃街。穿过林立的台湾香肠，蝎子蚂蚱串，就找到了豆汁店。
    喝着酸酸的豆汁，就着极甜的油炸圈，就仿佛听到了“您老，请吧，豆汁儿一碗……”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可惜，如今这样的世俗倒成了一件儿稀罕物。
    还是阿拉上海人啊，那碗豆汁没喝完就弃了，仅是浅尝辄止。就循着王府井大街，去找东厂胡同。顾名思义，“东厂”之名取自明朝永乐，和太监专权有关。民国时期，此地住过荣禄、袁世凯，还有黎元洪。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里提到的民盟总部，亦在此间。  
    穿过很多街口，总算找到了东厂胡同。这是一条逼仄的小路，靠左是一排北京四合院，欲拆，右侧是一排工房。当时是下午，行人稀少。很难想象，那些大人物走在小路上，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大进程。
    没能见到当年“荣宅”，袁府，倒是民盟总部依然还在，风雨不改。门口一侧有个小屋上书：翠园。问附近一老汉，获悉是费孝通手迹。于是在心里，悄悄又把当年事，当年情默默感概了一番。
    我想，有些东西现如今还存着，它所代表的旧事渐渐淹没；有些东西早没了，它所代表的人情反倒更清晰了。前者恰如“豆汁”儿，后者难道就是东厂胡同？

    今早起床，上网看新闻，见有一师姐把“msn”名字改成：华师大的花，都开了。一语引发兴致。遂回母校，踏青购书。
    从“头发草”到“心中”
    微雨中，由枣阳路边门入校园，一路是墨绿的“头发草”蔓延小道。10年前，我在此地读中文系，它们已来作伴。过往无数日子里，“头发草”们见过我从一个人，到牵着她的手，复又回归单身只影的过程。
    循着小道，走几分钟就到了位于图书新馆的“心中书社”。后者是家学术类书店。对师大人而言，地位相当于复旦的“鹿鸣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