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清晨，被阳光吵醒。睁开眼，听它们在面前，与空气摩擦，发出声音：快出去晃晃吧。
   去哪里呢？现代城市能提供新鲜空气的地方越来越少。绿地怎么样？我由是想到，有一次参加报社植树活动，曾获赠“上海市绿化地图（2008版）”一份。当时一见到它，就悄悄塞进包里。现在能派上用场了――不晓得我家附近有没有绿地呢？
    问题是，那天回家后，地图不知搁哪本书里了。而这些书，又被置在卧室和客厅里。于是，这个明媚、可爱的早晨，不得不被划分出一段，用于理书。
    要整理的数量真不少。上周五，“卓越”送了一箱书过来，内有乔松都写父亲乔冠华的回忆录和《未央歌》。后者被禁几十年，刚在大陆开放。内容写的是西南联大一段爱情。
    还有《传播理论导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是西方经典教材的中译本。上述加上此前购置、翻看的书，必须被重新分类，放进我的书橱。初初以为，这是一项耗费体力、心力，同时有些枯燥的“任务”。
    谁知，理着理着，感受不似这样：在书架某个角落，我找到了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吹掉落在它封皮的灰尘，字里行间有我留下的痕迹――一道道深蓝色圆珠笔的划线。
    彼时，我在怎样的心境、环境中阅读此书的呢？是在徐志摩待过的华师大文科楼3楼，还是在能容纳100多人的通宵教室？彼时，我是一个人，还是牵着另一个人的手呢？
    再有，我有两个版本的《我们仨》（三联书社）。这是杨绛先生写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的集子。我想：可能是喜欢封面那种淡定的黄色的缘故。如今的杨绛先生，已孤零零地“走在人生的边上”。还有好多书，自己没看，或看了一半，搁下了。
    中午时分，“绿化地图”终于被找到，一查，“和平公园”是离家最近的绿化去处。“占地4800平方米的大草坪位于和平公园西南侧，是国内最大规模的开放式草坪……造景以植物为主，绿量充足……”
    “绿量充足”，果真诱人。我草草吃过中饭，背包、出门、坐车。没曾想一到外面，大风骤起，天空疾阴。车到大连路，竟淅淅沥沥，落起小雨来。只能归去。
    走在回家路上，心情豁达起来－－虽没见到现实中的“绿量”，倒也找回一段过往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