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休日奢侈一把，去电影院看大片《无敌浩克》。没想到，这部商业片，倒让我读出另一种味道。
    电影其实是2003年李安执导的《绿巨人》续集。第一集执着于人性探讨，没有带来预期的票房。这一次，李安的痕迹被彻底洗去。无论导演、剧本，角色、特技，《无敌浩克》都很“美国”。而这无意中为我解读提供极好的视角。
    承接第一集剧情，布鲁斯醒来时，已是遥远的巴西。身边的提示器告诉他：今天是无事故第321天。
    往事如梦。一次失败的生物试验后，布鲁斯的身体受到伽玛射线的侵害。此后，每当内心愤怒，他就变身“绿巨人”，毁灭一切。因此，布鲁斯遭到以将军为首的军队追杀。后者不是想消灭“绿巨人”，而是为取得特异DNA。这会为国家带来一支强大的生物部队。
    为能回归正常生活，布鲁斯逃到巴西，学习当地的一种神秘技艺，控制情绪，不让“事故”频发。期间，他和纽约的神秘蓝先生悄悄研发解药。

 将军没有忘记“绿巨人”。这一次，被派来的“狩猎者”是英国大兵布朗斯基。结果他被“绿巨人”一脚揣上了天。
    事情没有就此解决。当布鲁斯找到解药时，将军出现了。身边还有一个陌生的熟人――布朗斯基。原来，他和将军达成协议，注射了生物武器，让自己成为力大无穷的大怪物。
    “大怪物”放肆地毁灭着繁华的纽约，即使最先进的武器也难以抵挡。此时，布鲁斯面临选择：注射解药恢复正常，还是继续当“绿巨人”，解救世界？
    最后，哥伦比亚一处悬崖上的小木屋里，布鲁斯出现。“无事故第27天”――提示器显示。
    透过目眩神迷的场面，我感兴趣的是：《无敌浩克》展现了美国的政治哲学：绝对的权力往往会制造出怪物。
    这一点从“将军”角色的设置便可说明。为达目的，“将军”能随意调动直升飞机，军队，甚至高精尖的生物技术。利用后者，“将军”制造出“绿巨人”，制造出“大怪物”。这两个庞然大物，没带来任何幸福。相反。他们摧毁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成果，侵犯了个人的最基本利益。
    脱离“将军”掌握，一切开始改变。在巴西，“绿巨人”试图找回自我，相应的破坏“事故”亦愈来愈少。更重要的是，期间，“绿巨人”有了人性，懂得人类社会所谓的“正义”。
    影片最后――为了对付“大怪物”，“绿巨人”放弃了回归正常，挺身而战。但在两个怪物的激斗中，象征着繁华人世的纽约大道，成了一片废墟。

 刚读完《费城风云》一书。书里写了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事实上，有了这部宪法，才算有了美国这个国家。作者易中天说，防权如防火，防权利的滥用如防洪，是制宪的本质之一。

上周五，我在报社附近的“乔家栅”吃了顿冷馄饨。正是这简单一餐，让我体会到南北两地的饭店氛围。
    那天中午，趁着上海酷热的夏季还没完全离去，我走进了“乔家栅”。这个离报社大约5分钟的沪上老字号，与几条老弄堂为邻，每逢中午总是内外挤满本地人。
    进门点了8只冷馄饨，另加素机、鸡丁当浇头，遂于店堂一角，默默吃起来。坐我旁边的是个五六十岁的“上海阿叔”，面前置着一碗扬州炒饭，一碗紫菜汤。
    扬州炒饭原不是“乔家栅”特色，紫菜汤也未见多少油水，“上海阿叔”却吃得津津有味。临到饭碗见底，剩下的红色肉末、黄色蛋皮、绿色辣椒块，黑色紫菜丁，也被扫净。这幅吃相，汗衫打扮，我决定不再关注“上海阿叔”，专心填饱自己的肚子。
    “师傅，这块东西怎么样？”突然，有个声音问。说话的是年轻小伙，手里拿着一块玉，温润剔透。
    “还不错，价钿多少？”有人答。声音发自身边，再一看居然就是刚才那个“上海阿叔”。“700！”
    “那是老价钿。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目。”
    “侬眼光好的。老法师。”喜形于色的年轻小伙，赶紧收了玉，往一边办事去了。“上海阿叔”则干笑几声，低头查看紫菜汤里，是否还有没吃完的虾皮。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不久前在北方一个饭店的遭遇。彼时也是午饭光景，我和朋友吃饭聊天。对面两个汉子，点了一桌菜。他们最初小声说话，几杯酒下去，嗓门大了起来。
    “这个生意，我给你了。”
    “再考虑考虑。”
    “你不做，可就错过了。至少100万的单子。”
    “100万？”
    “不止？我一年几千万的额度。我有人认识。”
    两顿午饭，两个故事，也许亦是两种文化。有人说，比较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问题是，不必较的话，怎能晓得不同地区的吃饭情趣呢？

    关键词:地域文化/碰撞，引玉有效期是9月12日-25日。

    “中国飞人”的因伤退出，让我们回归一个常识：任何竞技体育都无法避免伤病。除非参与者不是人，而是神。
    在汉语中谐音为“要发”的18日，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好运。当天中午11点30分左右，刘翔退出了北京奥运会110米跨栏比赛。那一秒前，中国，全世界都期待着这个“中国飞人”在鸟巢的“主场演出”。
    令“飞人”回到“凡人”的是竞技体育带来的伤病。正如刘的教练孙海平在赛后发布会所说，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不管谁到了这个边缘都会很脆弱。
        4年前的8月底，在奥运会起源地希腊雅典，上海小伙刘翔仅仅用了12秒91就征服了全世界。决赛中，他的“亚洲冲刺”，令西方人相信，黄皮肤、黑眼睛同样可以“玩转”110米栏。
    9月初，“中国飞人”载誉回沪。我则被报社派出采访。之前做了些“功课”，发现，刘翔最常被引用的两点即是，一是他个性洒脱。后者常和“80后”这一颇具时代特征的语词放在一起。
    其次是刘翔对伤病的“免疫”。当时一篇稿件说，刘翔的成绩平了世界纪录，同时他是一位没有伤病的冠军。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当点心师的妈妈。从小在后者用科学和营养调配出来的食谱中成长，刘翔拥有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他爱惜身体，“身体和成绩要选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身体！
    此后，“刘飞人”被试图塑造成一个伤病“绝缘体”。直到今年6月，在美国纽约田径大奖赛，他因伤退出。这时，刘翔的右腿跟腱伤才真正暴露出来。时隔2月在北京，这一“阿喀硫斯之踵”终于让“中国飞人”的演出毁于一旦。
    错不在刘翔。任何竞技体育都会带来伤病，再科学的训练方法，也只是减少、减缓伤病，而不是彻底消灭伤病。承认这一规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值得庆幸的是，从目前传来的消息看，退出比赛，没有让刘翔的脚伤加剧。
    此外，赛后孙海平教练在内的各方人士，含泪提出，取消刘翔今年剩下的所有赛事，让“中国飞人”好好养伤――恢复身体，也找回心灵。
    出生于1983年的刘翔今年还不满26岁。做为一个田径运动员，他还很年轻。我们希望，这一次失利，会是他重新发起“亚洲冲刺”的起点。正如他父母所说，下次再来。

东京都厅上卖的点心


同上


同上

刚到日本第二天，学会一个常用词：斯里马塞（读音）。读起来，最后一个“塞”字的音，被拖得老长，像扯线放风筝一样。
    “斯里马塞”翻成中文是：不好意思，对不起。相当于西方人说的“excuse  me。” “这个词经常挂在嘴上，基本能通行全日本了。”翻译说，这是日本人重礼仪的表现。
    之后几天的活动证实了上述说法。无论酒店内乘电梯、出外坐地铁，甚至当街和日本人讨价还价，我频频放起“斯里马塞”的“风筝”，效果着实不错。要是再点个头，躬个背什么的，简直能“忽悠”日本人把我当成同胞。尽管我并不希罕那个。
    “日本人重礼仪的背后其实是爱面子。”有一晚，翻译继续解释。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是个身高1米9的山西胖小伙。那夜，他领着我们一伙人，穿梭东京街头，不断地“斯里马塞”、““斯里马塞”。
    “你看，日本的食物和点心，礼品都非常精致。用你们上海话说，就是卖相老好。”胖翻译说。话一点没说错。无论是在东京的普通购物区――新宿，或是高档商务区银座，还是在颇有历史风貌的浅草古寺，店家们都尽量把东西搞得“卖相老好”。
    一个个小餐馆外面的塑料食品模型，牛排或寿司，栩栩如生，色彩斑斓。经过的外人很难避免被店家“色诱”。
    显而易见，东西越精致，越容易赚钱。但在一些晚上9点以后出来的街头拉面摊，摊主亦努力摆出最靓丽的拉面造型。要知道，这些小推车上的拉面，一碗只卖三百元日币。在消费昂贵的东京，这是最低的吃饭价格。光顾的人们，大多是下班族。他们上摊，坐下，点面，吃饱，离开，来去匆匆。他们哪里还顾得欣赏拉面的“卖相”，干净即可。可摊主们不在乎，依然像选美一样打扮着经手的拉面。
    从“斯里马塞”到精致的拉面，除了商业利益驱动，还有一层文化因素。我记得在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里，有这样一个观点：和西方的文化模式不同，日本属于典型的“耻感文化”。后者强调来自外部社会的自律。知耻是日本道德之本。
    说白了，日本人非常不愿意在外人面前丢脸。而要不久脸，必须让自己变得完美，所以，东西要做到更好，最好。而对人接物，要讲礼貌。所以，就到处“斯里马塞”、“斯里马塞”了。
    我想，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单就“斯里马塞”本身而言，就足够同样注重礼仪的我们学习了。

今晚10点，当黑色的“爱国者”U盘被打开，我好像回到7月日本之行的光阴里。让人难忘的不仅是享誉世界的东京现代建筑，还有霓虹灯下的流浪汉身影。
    旅程从7月下旬开始。彼时，我随一群“中华小记者”出访。此前，对它的了解限于《菊与刀》、《物语江户》等史书。这对感知如今的日本，如同隔靴搔痒。后又网购《日本》一书，属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旅行家系列。
   “形容日本，有一副画挺合适：樱花盛开，富士山白雪皑皑。一辆高速列车驶过。新和旧，传统与现代，这些令游客感到矛盾的地方，日本人却习以为常。”作者说。
    而我的首站――东京，类似的辩证色彩更浓。“首都融合了国际上一批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书里评价。
    确实如此。7月21日下午，从东京机场前往住处途中，就有一座怪异的大厦印入眼帘。大厦前头，有一朵金黄色的云。“会不会是‘祥云’？”我当时心里想，真是这样，中国人长脸啊。
    翻译及时封堵我的爱国情绪，“那是朝日啤酒总部，金黄色的东西是啤酒泡沫。”查阅资料发现，这个建筑始建于1989年，主体琥珀色，楼顶白色。

到达住处后，前往东京都厅。此地相当于上海的市府大楼。不过，除行政功能外，都厅又是一个景点。它的设计师曾设计1964年东京奥运会体育馆。
    在48层都厅，东京全貌一览无余。这个寸土村金的城市，毫不吝惜让绿色覆盖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离开时经过一处地道，几个包裹引起我的兴趣。它们鼓鼓囊囊的，被人用绳子捆得整整齐齐，系在路旁的栏杆上。“这些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晚上你就知道了。”翻译卖了一个关子。
    当晚9点多，都厅附近的一座大厦旁，一个中年人打开了包裹，里面竟然是被子。他把被子一丝不苟地铺在街沿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同时，他嘴里喃喃自语。
    “说什么？”我问。
    “他说，时间到了，该睡觉了。”翻译说，这是一个流浪汉。他们平时白天不出来。
    “和行政大楼靠得这么近，他们不会被赶走嘛？”
    “很少。”
    这些流浪汉就此留在我心里。回沪前一夜，我和朋友通宵逛东京西部的原宿区。这里有纪念明治天皇的神社、以及东京奥运会体育馆。在原宿偌大的公园里，流浪汉们搭起帐篷。帐篷不大，多有固定的支架。深夜里，微弱的灯光，从篷面里透出。
    回国后，我找了一些资料。不少日本的流浪汉有过体面的工作。经历失业或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后，他们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
    而触动我的则是：这些流浪汉们是在考验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大部分时候，衡量“国际大都市”的标准不是高楼大厦的多寡，而是生活其间的人们的感受。流浪汉亦包括在内。

8月8日晚8点，当一个个巨大、绚烂的“烟花脚印”，带着世人的目光回到“鸟巢”（中国国家体育馆）时，我把最后一个辣鸡翅塞进了肚子。心里又激动、又有罪恶感。
    当晚近7点，拖着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离开报社。为了能尽快回家看开幕式，我放弃公交，选择二号线换乘四号线。地上转地下，一路都是“奥运”。“今天不出来了，看奥运。”二号线车厢里的上班族彼此通讯。显然，他们把8点当作是又一场周末狂欢开始的时间节点。
    而我打算先在外面填铇肚子，然后躺在家里床上，舒舒服服对着电视发呆。但当我在“世纪大道”站换到四号线时，已是晚上7点20分。干脆在临平路站下，那里靠近瑞虹新城，有不少餐饮店。其中包括我已多年不去的肯德基――毕竟，炸鸡翅、鸡腿，汉堡包，百事可乐热量太高。
    当晚的肯德基呈现出和平时不一样的氛围。堂吃客极少，店面空空荡荡。柜台前，排起嚷嚷着“外带！”的队伍。一律是简单快速的“全家桶”。赶时间的我毫不迟疑地成了又一个“全家桶”。64块大洋换了一堆炸鸡翅鸡腿，一大瓶百事可乐。
    回家看电视，“烟花脚印”已经启动。我啃起了鸡翅。或许是后者的热量在我体内，迅速被转换成了某种力量。我有些兴奋。
    兴奋于巨大的“脚印”在空中踏出令人咋舌的一个个光痕；兴奋于2008个人同时敲击中国古代乐器――“缶”，完成了创意倒计时；兴奋于“舞者”们在丝绸卷轴上，作出“写意画”。
    个人感觉，开幕式的亮点在于：第一：“中国元素”较多。不少元素比如缶、毛笔、丝绸、写意画，都能被西方感知、接受、认同。这要归功于总导演张艺谋。当年，老谋子凭着一个红灯笼，走上世界舞台。这么多年的“江湖经验”告诉他，咱老祖宗的哪些东西能最快获得老外的认同。
    第二：充分利用“中国特色”。浏览了一遍外媒对开幕式的评价。溢美之词集中在“壮观”和“大规模”。确实，开幕式的千人击缶，气势恢弘，让我想到了朝鲜的“阿里郎”。后者是由10万人表演的团体操，整齐划一、组织严明。
    这些亮点是一柄双刃剑。有时，它会显得不够轻松，缺乏和观众的互动。某种意义上，奥运也是一次全人类的体育“派对”，不是吗？
    不多说了。要多运动――肯德基吃太多了。

拿破仑是毒死，还是病死的？体育明星辛普森是否杀死他的妻子？多年来，因为缺乏证据，这些案件深深困扰着人们。后者为此寄望于科学的发展。

但《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三联书店，2008年版）一书里说，当各种科学如同森林一样覆盖犯罪调查领域时，上述案件对我们来说，依然会是个问号。

法医学总是和生物、化学等一连串看上去、读上去近乎枯燥的词联系在一起。但此书没有摆出一张严肃、权威的脸孔。全书讲述了15个故事。循着这些轻松的小道，人们进入一座充满神秘感的“法医学城堡”。

在“城堡”中，化学成分分析变成了拿破仑临死前吃下的“吐酒石”。后者是被用来使人体排泄。在19世纪，医生们普遍相信，这种“泻术”能驱除毒素。

在一起谋杀案件中，“弹道学”被通俗易懂得解释了一遍。1941年1月凌晨，2个牛奶工在公路上发现了一个被枪杀的英国男子。此前，后者抢了别人的老婆。因此，谋杀案发生后，这个愤怒的前夫自然成为重要嫌疑人。破案关键是，射向死者的子弹，来自一把怎样的枪。

此时，“弹道学”开始登上舞台。这门学科说，不同的枪管射出的子弹总会有不同。反之亦然。因此只要替尸体的子弹，找到那把独一无二的枪，问题就解决了。

科学发达就是一面倒得好吗？本书要说的恰恰相反。在另一个案件中，犯罪心理学家为破案，使用“洗脑”――以各种心理手段诱使嫌疑人说出警方所要的“真相”。

而在辛普森案件中，被告重金聘用的庞大律师团，硬生生把“黑”说成“白”。其中，法医学“功不可没”。

科学是对事物原因的解释。前者越发达，并不意味着解释得更明确。一旦科学被支票购买或屈服于某种主观情绪，这样反而会妨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

  “黄迪”、“江艳”、 “董安葳”……周六下午1点，看着那群穿苹果绿T恤的四川孩子走进登机口，我念叨着他们的名字。遗憾随之而生。
   “徐哲哥哥，今天你坐我们这辆车。”当天上午，黄迪这样要求我。这个来自都江堰李冰中学的初二女生，肤色黑里透红，有一双大眼睛。射手座的她，绘画出众，最喜欢“天空般的色彩”。
    夏令营期间，我和她交流不算多。有一次是在浦东。参观完景点，她当场用铅笔画了一张东方明珠的黑白素描。为此我由衷赞叹过几句。此后，她被分到了第一小组，而我则负责第三、第四小组。彼此联络较少。
    没想到，活动最后一天，小姑娘这样说。“好啊。”我上了第一组的车。一路上，这些将要告别的孩子们，准备着返程行囊。黄迪没和我多说话。有时，她会用眼睛瞄瞄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但也仅仅如此。
    完成夏令营所有活动后，孩子们被送往浦东机场。在那里，他们将搭乘飞机回到故乡。就在别人忙着打包行李时，黄迪悄悄跑到了我面前
    “送给你，徐哲哥哥！”，她手里展开了一张彩色的素描画。画里有浦东的东方明珠，上海漂亮、大气的城际线。它们的左侧有一个2010上海世博的标志，标志里有个小女孩，旁边写着“创想”二字
    “这是？”
    “这是徐哲哥哥要求我画的呢？在海洋馆餐厅。”
    海洋馆餐厅？她一提醒，我想起来了。“要是画里有上海、有你，还有你和上海的未来，就更好了。”那天，在黄迪画完东方明珠的黑白素描后，我随口一说。此后，忙到飞起来的我，渐渐忘了这事。
    谁知小姑娘倒牢牢记住了这句玩笑话。如今，看着这幅画，那个2010上海世博标志里的“创想女孩”，我猜，就是黄迪自己吧。面对都江堰小女孩的诚意，我感动得说不出话。
    黄迪和她的画，只是“心跳如你：都江堰－晨报夏令营”众多“缘分故事”中的一个。
    这些孩子在接受报社乃至上海人心意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回报。临走之际，我们收到了很多“礼物”――心型手链、一罐幸运星、各种漫画、祝福短信……“为了准备这些，有些孩子一晚没睡。”他们的老师说。
    而我，还没能和他们每一个人好好说一回话，了解他们的故事。因此，当他们离开，我多念叨一个名字，就多一分遗憾。
    亦由此，真心地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们再重逢，弥补自己这段特殊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