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政府救市方案陷入争论的泥淖。比百名经济学家说“不”更关键的是，200多年以来的“美国价值”在动摇。
    媒体消息，美国国会25日就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大规模金融援助计划达成原则一致。这使该方案朝实施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又有消息说，方案正式实施仍有诸多限制。
    此时，中国政府“闪电救市”已近一周，股市从原来超过20％的月跌幅，回到5％左右的水平。
    不能简单用效率的高低来形容美国人这一次的决策。毕竟，“救市”在挑战后者“底线”。正如有些批评所说，该方案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并鼓励市场投机行为。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救援方案包括美国政府将斥资70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并持有一段时间，直至找到买家。
    从操作层面来说：这些不良资产是否能找到买家？买家出现前，政府是否能继续承担相关成本，而不被拖垮？即使被成功购买，不良资产能否“咸鱼翻身”？
    其次，包括“雷曼兄弟”在内的机构，在这次危机中，相当于做错了事的“坏孩子”。破产相当于市场给予的惩罚。但救市方案意味着：你干坏事儿得了报应，不要紧。我们替你买单。
    而7000亿美元的“救市预算”平摊到纳税人身上，每人是2000。这等于告诉别人：买单的人是那些没干坏事儿的好孩子。潜台词是说：干坏事去吧。这里不仅会引发更大的市场危机，还存在“道德风险”。
    但这不是专家们最担心的。他们认为，救市破坏了“放任自流”、“市场决定”的经济观。后者一直美国人引以为自豪，并竭力向全球推销的。
    尽管，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施行过“政府干预”。但这一改变恰恰是那届政府最受外界诟病的地方。稍后，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又一度攻陷它。
    但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自由主义”经济学峰回路转。”至今，美国人依然保持着对“自由市场”的古典主义崇敬。因此，在国会作证时，伯南克和保尔森强调：自己从不提倡“政府救市”。但这一次，“不救”比“救”问题更大。
    对于“政府”的警惕，远远超过其他――这是200多年前，建国先贤们对“美国价值”的最初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