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一次，“三聚氰胺”将把科学家拉下马。

 今晨上班，查看“毒鸡蛋”新闻进展，有媒体报道，研究出“三聚氰胺”加入动物饲料的 “始作俑者”正是中科院专家。舆论哗然。下午，后者澄清说，这个饲料是给牛羊吃的。后者是反刍动物，能转化“三聚氰胺”。至于其他，专家一声叹息，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个人觉得，不能完全怪责专家。就他而言，早已说明，这个“科学成果”既然有针对性，肯定也有局限性。而新型饲料被用到鸡、甚至可能其他非反刍类动物身上。专家无法知晓，更无法管理。
    事实上，科研人员的任务只是针对某个技术或项目，提出设想，小心求证，最后改善、提高、突破。而这些成果将被如何怎样运用于实际生活，则是另外一件事。
    一旦出事，专家背上“始作俑者”的骂名，并被“人肉搜索”，网友起而攻之。这是否有点“株连九族”、“一人得罪，举家连坐”的味道？   
    更何况，细读新闻发现，合成三聚氰胺的反应温度是400℃，而这项技术（中科院专家发明的新型饲料，小松松加）的反应温度在100℃以内，根本不可能产生三聚氰胺。

 这也难怪，专家要大大喊冤。

 类似新闻案例其实并不鲜见。记忆犹新的是去年4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30多条生命瞬间消逝。事后，被媒体诟病的，不仅是凶手的亚裔身份，还有他手持的那把格洛克手枪。格洛克是一家奥利地公司。经由后者改进的手枪又轻又快，被封为：枪王。
    正因如此，人们于是怪责，当年为何要设计出这样一款手枪。如果没有它，也许就没有那么多枪下冤魂，更不会有弗吉尼亚那茬事儿了。对此，这家制造商如此答复（大意），枪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
    谈到“毒鸡蛋”事件，比找出谁发明“三聚氰胺”饲料更重要的是，也许是找到那个“开枪杀人的人”。

      上个双休日，再访溪口蒋介石故居。这一次的晨间漫步，倒别有风味，尤其是剡溪上稀落的捣衣声，感受殊深。
    6月端午曾来此地。彼时正值3天小长假，一路坐车，中午方到。溪口亦不负国家级重点景区盛名。正如我在博客中所说，蒋氏“丰镐房”外，人流如潮，声响里夹杂臭豆腐的叫卖声。
    1949年元月，蒋氏二度下野，回到此地。4月中旬，从溪口乘坐“太康”号海舰，远赴台湾，偏安一隅。从此，一代枭雄，再未还乡。而端午溪口，人声鼎沸，极难体会到蒋氏临行前的心境。
    因此，又访溪口，决定赶早。周日清晨7点多出发，奉化小雨。远处的雪窦山云遮雾绕，仿佛秦时徐福遍寻不到之孤岛仙山。
    从国民党元老于右仁题写的“武岭”城门下步入溪口，新雨已歇。自文昌阁步行，经蒋介石故居“丰镐房”，蒋氏宗祠、发家的玉泰盐铺，过其门而不入。一是求个兴之所至。再者，这些建筑大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建，看过一次即可，无需重复。此时，以往此起彼伏的解说声，道旁千层饼店的吆喝声，臭豆腐的油炸声，一律“睡眼惺松”。
    这份清冷，令我想起，1949年的4月恰是暮春，但对蒋氏而言，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冬天。当月中旬，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相继被突破。随后，北平和平起义。这令蒋氏下了离开的决心。
    我不知道，这段时间，蒋介石和宋美玲是否仍如从前，垂钓剡溪之畔？又是否料及，二人此生再无机缘，再上雪窦山妙高台消夏避暑？离开前那几天，蒋介石在想什么？
    行至溪口武岭路尽头，人烟更少。此时，一个老妇人吸引了我。她穿着塑料雨鞋，站立于剡溪冰冷水中，正刷洗衣服。衣服被铺在溪畔石板中央，老妇人取出一根长长的砧杵，用力击打着.
    “突”、“突”、“突”——一时间，捣衣声响彻溪口。而类似情形，应是连绵不绝，世世代代。李白诗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我忽然觉得，蒋介石去乡之后，最魂牵梦萦的并不是过往种种的繁华荣耀，甚至不是“丰镐房”里外的族谱断续，而是上述自小就熟悉的捣衣声。 

今天《青年报》有篇评论，说出了我最近一周的困惑。表面看，这“困惑”和一个人，一个记者，一种文件，一张报纸如何表述有关，实际是某种观念的体现。

在这篇题为《公众更期待一个通俗版的医改方案》评论中，作者一开始说，怀着兴奋夹杂一点忐忑的心情，我马上进入网站浏览了新医改方案。结果是：几乎是硬着头皮读完……很多宏观概括，很多粗线条的政策描述。

事实上，我也有类似感觉。昨天，“新医改”方案被挂在“新浪”首页，我点击进入。不到5分钟就关了网页。一句话，实在不懂，读通都难。虽然我晓得，无论做为记者，还是普通老百姓，我应当读完它。

读不下去，一方面是因为方案的内容太“硬”，更重要的是内容的表述“官腔”。

无独有偶。前几天公布的农村改革方案，存在同样问题。有人读了之后问，这类文件，受过中等教育水平的人理解起来尚有困难，那些农民怎么会懂？恰恰是后者，才是新政的真正受惠群体。

出现上述问题，我想，媒体也是有责任的。至少是“翻译”工作没做好。所谓“翻译”，无非两层意思，一是用大白话说清楚，这是件什么事儿；再者是这事儿对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好处。眼下的问题是，解读新政，媒体往往请来各路“专家权威”。后者用各自的“语言系统”一解读，事情反而被搞得更复杂了。

这让我想到今天《报刊文摘》选了一篇稿子。文中举例说，有宣讲组到社区给居民讲会议精神，满嘴的新名词、新概念，尽管宣讲人说得口干舌燥，但征求大家意见时，被告知，听不明白说什么。最后，作者感叹――这让人想到了温总理的一句话，要说群众能听懂的话。

宣讲人有热情，有文化，但好心为啥办不了好事？关键在于没有搞清楚对象。弄清楚针对何种群体，才能决定什么样的话。继而找谁来“翻译”最合适。这一份传媒来说，尤其重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推进，惠民的新政会越来越多，各类“解读”亦会越来越多。希望我的困惑会越来越少。

   “三鹿问题奶粉”引发的中国奶业信任危机至今已有一月。期间，即使喝一杯牛奶，都像在演一部情节起伏的连续剧。最新“桥段”是：13日，国家有关部门紧急通知，9月14日前生产的液态奶全部下架。

悬念又起。

就我而言，仍记得很清楚，9月初，“问题奶粉”刚被披露，妈妈就打电话问，你平时喝的牛奶里会有那个什么氰氨吗？一般而言，光明90％脱脂奶、蒙牛绿色包装的“特伦苏”是我家冰箱“常客”。   
       “么啥问题，只是奶粉。”当时，我答。

这种自信显然为时太早。不到一周，酸奶、脱脂奶开始暴露出“那个什么氰氨”。9月中旬生日前后的一个晚上，接到妈妈的短信――家里那点“特伦苏”，我拿去喝掉了。原来当天，蒙牛、光明、伊利等奶业龙头的部分产品，被披露可能有问题。护犊心切的妈妈决定先下“嘴”为强。
    当时，电视上最风光的牛奶广告一是北京“三元”牌，请葛优做的代言人。可惜上海没卖。二是“飞鹤”，亦是奶粉。成年的我只能作罢。
    为了补充正常蛋白质，9月下旬开始，我不得不跑到浦东八百伴去买进口脱脂奶。犹记得品牌叫“王子”，来自法国。“法国王子”很贵，比国货贵1倍。没法子，谁让他更“纯洁”呢？
    国庆放假去香港，好好享受了一把物美价廉的港岛本地奶——每天1瓶低脂高钙“十字”奶，港币6块2。一口气买俩还能优惠2块。

回来上海，风波渐歇。报纸上说，中国奶业问题的治理已上升到制度建设层面。心下一安，遂到报社附近的“好德”便宜店，买牛奶喝。售货员说，放心喝，现在就是各种牌子的酸奶卖得差点。

昨晚，去家附近的华联超市，看见“蒙牛”鲜奶买一送一。“小朋友戆伐。现在的牛奶最好。又好又便宜。”营业员阿姨对我偷笑着说，早上买的人还多呢。听了这些话，我把“蒙牛”轻轻放进购物篮。也许，这似乎预示着陷入信任危机的中国奶业，有了一丝转机。

没想到，今早一上网，看到了最新消息：

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日(1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全面按照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标准，清理检查市场乳制品。9月14日以前生产的乳制品经检验符合限量值规定的，由生产企业在产品包装上加贴“经检验符合三聚氰胺限量值规定”的标识，可以销售。

好吧。我决定还是找“法国王子”。哎！把最普通的喝牛奶，折腾成一部连续剧，令人哭笑不得。

    长久以来，欢喜远足寻找人文山水，其实近如身边者亦有风景处处。比如今天下午，我在住处附近的一次闲逛。
    周日休息在家，照例是上午睡到9点钟，然后躺在床上看书。午饭后，窗外的灿烂阳光和天空白云召唤我，是否该出门散步一番？去哪里是个问题。想起以前坐公交回家，在霍山路一带总能见到些漂亮的老建筑。霍山路离我家步行不过15分钟。于是决定：来次家门口“旅行”吧。
    沿霍山路一直行，经过大连路，老建筑还没出现。此时，我头上已微汗，心里想，是否记忆有误？“哦！你去霍山公园附近看看，或许有苗头。”问路边一杂货铺老板，得此答案。
    果然如此。几乎就在霍山公园对面，一连串欧式的老建筑绵延而至。它们披着酱红色的外套，戴着尖顶，被圆形的窗“护卫”。这种建筑风格，此前我在愚园路、衡山路一带见过。愚园路有不少英式建筑，而衡山路两侧则是旧时法租界。
    此地隶属虹口，早年是日本人的公共租界，欧式建筑从何而来呢？
    答案是在霍山公园找到的。这个公园像个大花坛，一入内即香气扑鼻。附近老上海人于此铺桌子，打“80分”；“新上海人”借此幽静宝地，谈情说爱。
    事实不会那么“表面”。公园中央一块“犹太难民纪念碑”写着：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数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
    换句话说，这些漂亮的老建筑见证了当年犹太人背井离乡、肉在砧板的命运。
    出了公园，我继续走着。在霍山路尽头拐弯，就是长阳路。几分钟后，一座“摩西教堂”跑到眼前。它是上海仅存的犹太教堂之一，如今已成“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
    昨天下午，纪念馆里除了几个老外，就我一个中国人。这使我能从容完成整个参观过程。其中包括二楼的犹太人数据库、黑白影像中沪人犹太人一起上街、吃饭、集会、生活的情形。尽管之前在报上读过新闻，但实地踏访依然震撼着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曾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家乡，家门口。
    “非常感谢上海接纳犹太人，当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样做时。”一本留言本上，1个美国人这样写道。这句话在表达情感的同时，亦透露出犹太人的某种困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
    离开时，有一个人始终忘不了。他是中国人，叫何凤山。时任中国驻奥地利领事的他，顶住上级压力，签发了1千多名犹太人的护照。后者藉此保全性命，逃往其他国家。历史学家把这些签证叫做：生命签证。
    关于这个“中国的辛德勒”，我们似乎晓得的太少。有没有可能多些东西纪念他，我自问。当我又一次经过当年的犹太人居住区时，心里一下释然：
    只要那些欧式的，充满奥地利风格的老建筑还在，何凤山就不会被忘记。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纪念吗？

    混到第3天，我决定让酸疼的双腿休息，顺便读了一份港报《太阳报》。说说感受。
    买到《太阳报》已是晚上11点。当时，它是“7－11”便利店里仅剩下的几份报纸之一。另一份是《明报》。标识着《苹果日报》、《东方日报》的架子早已空空如也。这似乎印证《太阳报》如今在香港报业市场的地位。
    即使如此，通读当天这份“非主流报纸”，依然颇堪玩味。
    当天报纸共156版，分7叠。头版超粗大标题――《放火烧税局》。说的是周四，一男子在湾仔税务大楼纵火。其下分别由一组稿件构成，分别是《怒汉大报复，700人险一锅熟》。介绍案发全过程，及疑凶因何被捉。下面配发全程示意图。接下来，《生死60秒 职员吓破胆  好似入境处纵火案恐怖》一稿，写目击者感受。
    稿子写得有悬念，说疑犯如何落网――“怒汉”纵火时不慎烧伤自己的脚。当天下午，医院女护士收治一脚部隆起的男子，心里起疑，遂问烧伤原因。男子直认不讳。护士于是偷偷报警。而几个新闻标题，“怒汉”、“一锅熟”亦是形象生猛。
    第2版整版写市民感受――《排队白等4个钟》。分析社会原因。同时，回顾8年前的“入境处纵火案”，增加新闻厚度。
    获得阅读快感之余，不由感慨：借助“制图”、“集纳”、“整合”、“分析”等“再生产”手段，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获得了意料外的传播效果。
    “港闻”版3个稿子都是社会新闻，分别涉及淫疑偷拍，医院卫生器械不净，可能传染流行病，一个改良家居计划被质疑监管不力。很难判断新闻价值高低。最后主打稿是《淫医偷拍涉5病人》。我想，因为这符合港人“八卦”的特色。
    当天报纸有一则广告不得不提，A5版整版是一封“感谢信”。作者是东亚银行总裁李国宝。后者在信里说，由衷感谢传媒“迅速报道”。这是指发生在前不久的东亚银行挤兑风波。传言说，“东亚”持有“雷曼”不良金融资产。
    风波发生后，“八卦”的港媒肯定没少火上添油。因此，李国宝这个“由衷感谢”多少有点无可奈何，无异于在说：被打了一巴掌，我还向周围人言明，你打得好。这是一堂极深刻的风险教育课。”
    想到这里，合上报纸，仍不住偷偷笑了。
    另，今天小周周同学喜添千金，可喜可贺。

    “兰桂坊”和“陆羽茶室”，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甚至有些矛盾的地方，却让我思考，何谓“香港特色”。
    走进“兰桂坊”，是在晚上10点。对号称夜生活一条街的后者来说，这个时间仍嫌稍早。街头，各色人等手里拿着啤酒杯放肆说笑，感觉像极世界杯决赛正式开始前，暖身的球迷。
    平时不喝酒的我，悠游在“兰桂坊”，无异于雨果笔下那个钟楼怪人。好不容易在拐角找到个卖榨果汁的店儿坐下，慢慢看人流从身边淌过。起先，每一张不同的脸都装着不同表情。1个小时后，只剩下酒精及其引发的亢奋――这是属于“兰桂坊”的脸庞。
    和清醒的果汁店小老板聊了几句。“别人卖酒，你卖果汁。这叫‘蓝海战略’，出奇制胜。”
    “下个月就卖了。执照申请到了。”
    “不卖怎么样？”
    “这里房租每月10万港币，你给吗？”
     我跑了。
    次日清晨，去港岛几十年老字号“陆羽茶室”喝早茶。地铁一出来，才发现：原来“陆羽”和“兰桂坊”竟是老邻居。两者同样置身于有“香港华尔街”之称的中环。只是和光鲜的“兰桂坊”比，“陆羽茶室”墨绿色的招牌有些单调，甚至落伍。
    “陆羽”分3层。我去时底楼已满，踱步上2楼。本想靠近卫生间就坐，后又作罢。这是因为忽然想起，2006年轰动一时的 “陆羽茶室枪杀案”中，杀手似乎就坐在类似位置。今天回头看，这次“意外”倒为“陆羽”平添一份传奇色彩。
    回味中，挑了中间一张桌子落座。马上有一个穿白色唐装的中年伙计上前招呼？不懂粤语？没关系，那就说普通话。“茉莉，菊花还是龙井？”、“茉莉。”  
    稍后，几个香港大妈踱上楼。她们胸前一律挂个大盆。盆里放几个小蒸笼，里面置着几件热气腾腾的地道点心。她们会走到你面前，各自吆喝一句。一时间，茶室里粤语叫卖声此起彼伏：
    虾饺、烧卖！
    叉烧酥！
    鸡包！
    豉汁排骨!
    不过，要是你不点，只喝茶，也没人催。香港大妈们就逛街似地去其余角落。此时，头顶的老式电风扇吱吱作响。透过一层茶色玻璃窗，清晨阳光如同黄昏。如此光景，能把人一下送回旧时的年华。
    点了“陆羽”名点—滑鸡胸脯球。周围顾客越来越多，年轻年长都有，不少经常光顾——因为人一到，坐哪儿，喝啥吃啥，店里的伙计们心里都存着呢。
    结账出门，顿觉不舍，忽然发觉：高楼再多、霓虹闪烁，都无法遮住“陆羽”那块老招牌。因为在香港人看来，出入“兰桂坊”的都是些“过客”，而“陆羽茶室”留住的则是“常客”。
    看似是一幅“现代”的皮囊，骨子里却相当“传统”。有时，“现代”和“传统”只隔了一个拐角，走几步就到。说实话，“混在香港”时，我总是会找到类似的矛盾，并常陷入迷惑：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香港呢？

    黄金周的5天，我在香港“自由行”。绝大部分时间，我尝试各种交通工具，寻找地道小吃，体验这座夹杂中、英两种“文化基因”的城市。“混在香港”，我想这样叫这次旅程。一次被赶下巴士，一次险些被车撞，构成了“混”的首段记忆。
    按计划，“自由行”第一天下午去海洋公园。后者在香港南部，是亚洲最大乐园之一，亦是港人最喜欢玩的场所。地图显示，我得地铁换乘629专线前往。和上海比，香港地铁更便利。一出地铁站，即能换乘公交。
   “629”亦是如此。车的站牌注明：去海洋公园，10分钟1班。我赶到时，车尚未到。周围有数十人，边说粤语边等车。几分钟后，一辆双层629缓缓进站，司机是个大叔。此时，前面人群已排成一列长队。
    会不会挤不上？见此情形，我有点儿犯急。“哗”地一声，后门开了，有乘客下。“后门能上吗”，我嘀咕了一句。 在上海，乘客一多，司机准会说，后门也能上。想到这里，二话没说，我腾地“窜”进后门，再跑到前门投币。
    “下去。”司机大叔先说了一遍粤语。见我一愣，继而又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了一遍。
    “后门不能上吗？”
    “排队。”
    “哦！”应这一句时，我脸庞发烫。接着，就回前门、排队、上车、投币，落座。
    如果说我被赶下车说明了港人的“规则意识”——坐车就要排队，否则赶你下去且绝不通融，那么我险些被车撞则反映了另一种“意识”。
    傍晚回酒店，需横穿一个高架桥桥洞，到对面马路。这一路段没设红绿灯。由于疲劳，我信步而过。
    “小心！”刚过了一半，一只手把我往后狠狠拽了一下。定睛一看，拽我的是个年轻上班族。
    “有车。”他指指右侧。一辆双层巴士为避让我，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全车人正透过窗看我呢。
    “其实，在香港过马路，尤其是没有交通灯的路口，你最好先低头看一下。”我说过谢谢后，上班族说了诀窍，“地面上，通常有醒目的标志提醒看车的来路。”果然，在我差点遇险的路口地面上，一行白色大字写着：望右。大字还附有一串箭头。
    之后“混在香港”的几天，我不断“望右”、“望左”，没有重复上述错误。
    有人说，香港楼多、人多、路多却不堵车，是因为各种交通工具发达。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当地人几乎人手一张的“八达通”卡。“八”字既谐音粤语中的“发”，亦象征着“八爪鱼”处处通达的触角。而我觉得，不仅如此，“规则意识”、“细节意识”，亦是上述之有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