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参加集团“文化讲坛”，亲眼、亲耳接触到全球最著名博物馆的“掌舵人”。而英、法“掌舵人”对博物馆看法的差异，则多少折射出两国传统思维的差异。
    关于最先出场的大英博物馆，我是从一个长辈的“观后感”里，获得第一印象的。长辈回忆当年游历英伦时，印象最深的是，一博物馆内，在一个皇帝的豪华龙椅旁，同时放置了另一把椅子，椅背被装饰成一把竖琴，却极具现代感，“新和旧如此矛盾地放在一起展出。这在中国博物馆是不能想象的。”她说
    随后出场的大英博物馆馆长说，每年，全世界各地的孟加拉人社区都会制作多嘎礼拜节，要做女神塑像。博物馆就在自家大院里，造了一个塑像，吸引伦敦当地的孟加拉社群参观。
    他说，礼拜节结束时，塑像要回归大河。按传统，神像应放在恒河里。博物馆就利用馆旁的泰晤士河。这一天，泰晤士河就成了孟加拉人眼中的恒河。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庆祝仪式都可以在博物馆进行。”馆长说，博物馆并不是一个宗教性的场所，我们是完全专注于社会的概念……与社区互动。
    小松松觉得，上述一方面说明“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开放、兼容的古典自由主义气质。更重要的是，还弥漫着一种实用主义色彩。
    或者，正如馆长所说：重要的东西就是把这些藏品和国家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把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
    这个观点，其后发言的法国卢浮宫代表未必同意。这个短发的女士说，我们不在于提高客流，而在于“扩展”新的游客。后者即所谓受到阻碍的游客，也就是那些受到经济、文化、语言、身体等条件，被排除在世界文化以外的人群。因为，这些人群会以为卢浮宫不是为他们而建造的，而是那些学者的特权。
    为此，她以法语中“好客”一词为例。“‘好客’既解释主人或接待者，也可以解释为客人和来访者，甚至能派生出敌对的意思。”
    她说，当代卢浮宫的悖论就是“平等”和“特权”，“精英”和“大众”。听到这里，对比踏实的大英博物馆馆长，法国卢浮宫代表的说法显然多了一层拯救普罗大众的理想主义色彩。
    由此延伸，对于全球革命史，一向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走的是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一是“法俄模式”，倡导的是“不破不立”的暴力美学。
    两种革命模式背后的思维差异，其实从英法“掌舵人”对博物馆的一席发言中，即可看出。    
    另，杨澜的主持真棒－－掌控能力出众，强势又不失温柔，还有一点点男性的幽默感。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