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了孟京辉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后，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这种差异似乎反映了所谓“实验戏剧”的尴尬。

《意见》关于两只狗（旺财、来福）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生活经历。他们试图在那里找到幸福的生活和伟大的理想。然而，城里的世界并不是他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四处碰壁后，他们对生活产生各种意见。最终，他们回到起点。“不过，重要的是拥有一次完整的体验。”

有评论认为，“两只狗”是当代中国小剧场话剧的颠峰之作。但有些说法似乎并不赞同。一是说，“两只狗”没有遵守“三一律”。“三一律”是指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

但也有不少人说，和孟京辉以往作品相比，“两只狗”似乎还不够“先锋”，缺少了《恋爱中的犀牛》、《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那种虚无、荒唐。

对此，在我看来，“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戏剧的原则。而以孟京辉为代表的中国实验话剧，恰恰是以这一原则的“反叛者”形象出现。

回溯过往，孟京辉们求学、毕业、执导的年代，正值中国理论界热衷学习西方“方法论”。后者“解构”意义，颠覆传统。表现在戏剧电影上，就是《二十条军规》式的“黑色幽默”、等待戈多式的“荒诞”。

但是，实验话剧似乎没能避免其他领域的“宿命”――在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前，遭遇了商品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后者善于为一切东西，情感、回忆、追求贴上一张价格标签。

就作品而言，这意味着，推动孟京辉们艺术创作的目标，已由此前的理想渐向票房蜕变。亦由此，“小剧场”话剧理所当然地被大剧院；小众思考理所当然地被哄笑所取代。
   “两只狗”，显然无法令传统口味的观众满意，无法令关注实验话剧的观众满意，但它最终会令票房满意。

既回不去，又无法找到下一个出口――这恐怕就是孟京辉以及中国实验话剧的尴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