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教师节，回忆我的两个小学老师。男的姓金，女的姓王。一个最讨厌，一个最喜欢。
   我是在卢湾区马当路小学开始“读书郎”生涯的。它的“出身”可不赖。一则资料说，光绪三十四年……水木业公所董事杨斯盛创通惠小学于打铁浜。“通惠小学”即是马当路小学。“光绪三十四年”是1908年。有意思的是，创始人杨斯盛，是沪上最早的建筑商人之一，造过不少楼。这似乎和后来马当路附近“新天地”建筑群崛起，形成某种遥相呼应。
   我入学时，母校已70高龄。当时觉得，操场太小，大伙儿全体出操，“跳跃运动”一下撞到腰。侧门味大，因为恰好有个公共厕所。每天清晨，和学生们一齐赶路的，还有附近的阿婆爷叔。后者人手一个痰盂、马桶，通常还不加盖子。平日里，校内外书声朗朗，臭气熏天。
   所有老师里，我最喜欢王老师，最讨厌金老师。前者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身材火辣。但对于距离青春期极为遥远的我来说，担任中队辅导员的王老师，亲切可人，还掌管着“绿领巾”、“红领巾”。在当时，谁能最早让脖子飘起这两种颜色，肯定全班轰动，引发偶像效应。
   要围上一红一绿，还得进行“PK”。成绩好？不够。因此，每次争取入队好比一次“平民选秀”。
   那时本人是小胖墩1名，体育太差。单杠整了两年，没整出1个。教体育的正是金老师。这个高大的上海小伙，牙齿有点黄，笑起来有点贼，但上课很认真。据传，有些小胖墩的“偶像梦”就活生生毁在他手里。

我也是如此。每次上完体育课，汗水淋淋地从单杠下来，脑海中总浮现这样一个画面：一群“红领巾”、“绿领巾”围观中，我独自一人放声大哭，脖子上空空如也。背后则传来从那口黄黄牙齿中，迸出的笑声。
   为了顺利成为班上的“好男儿”，我得多和王老师接触。因此一下课，我会跑到王老师办公室，汇报最近学习状况，遇到啥困难。当然，偶尔也会“抱怨”、“投诉”一下金老师。王老师始终微笑不语。

有一天，我差点被一个坏消息击倒――听说，王老师和金老师在谈朋友啊。这个说法很快被证实了。当时，我心下一凉：完了！“好男儿”当不成了。小胖墩还是小胖墩啊。

单杠没拉起来，意外却发生了。三年级下学期，我被通知首批参加少先队。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学校侧门，当红领巾系上脖子，我激动地放声大哭。王老师事后解释说，那和歌舞无关，不在于你有没有拉起单杠，关键是努力了。“这话也是其他人对我说的。”她说。
   很多年过去了。今天，马当路是全上海最贵的地方。当年路上的小学，小学侧门的臭气及其读书声早已湮没繁华。唯独这些场景、语句依然还在。老师们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