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欢喜远足寻找人文山水，其实近如身边者亦有风景处处。比如今天下午，我在住处附近的一次闲逛。
    周日休息在家，照例是上午睡到9点钟，然后躺在床上看书。午饭后，窗外的灿烂阳光和天空白云召唤我，是否该出门散步一番？去哪里是个问题。想起以前坐公交回家，在霍山路一带总能见到些漂亮的老建筑。霍山路离我家步行不过15分钟。于是决定：来次家门口“旅行”吧。
    沿霍山路一直行，经过大连路，老建筑还没出现。此时，我头上已微汗，心里想，是否记忆有误？“哦！你去霍山公园附近看看，或许有苗头。”问路边一杂货铺老板，得此答案。
    果然如此。几乎就在霍山公园对面，一连串欧式的老建筑绵延而至。它们披着酱红色的外套，戴着尖顶，被圆形的窗“护卫”。这种建筑风格，此前我在愚园路、衡山路一带见过。愚园路有不少英式建筑，而衡山路两侧则是旧时法租界。
    此地隶属虹口，早年是日本人的公共租界，欧式建筑从何而来呢？
    答案是在霍山公园找到的。这个公园像个大花坛，一入内即香气扑鼻。附近老上海人于此铺桌子，打“80分”；“新上海人”借此幽静宝地，谈情说爱。
    事实不会那么“表面”。公园中央一块“犹太难民纪念碑”写着：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数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
    换句话说，这些漂亮的老建筑见证了当年犹太人背井离乡、肉在砧板的命运。
    出了公园，我继续走着。在霍山路尽头拐弯，就是长阳路。几分钟后，一座“摩西教堂”跑到眼前。它是上海仅存的犹太教堂之一，如今已成“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
    昨天下午，纪念馆里除了几个老外，就我一个中国人。这使我能从容完成整个参观过程。其中包括二楼的犹太人数据库、黑白影像中沪人犹太人一起上街、吃饭、集会、生活的情形。尽管之前在报上读过新闻，但实地踏访依然震撼着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曾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家乡，家门口。
    “非常感谢上海接纳犹太人，当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样做时。”一本留言本上，1个美国人这样写道。这句话在表达情感的同时，亦透露出犹太人的某种困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
    离开时，有一个人始终忘不了。他是中国人，叫何凤山。时任中国驻奥地利领事的他，顶住上级压力，签发了1千多名犹太人的护照。后者藉此保全性命，逃往其他国家。历史学家把这些签证叫做：生命签证。
    关于这个“中国的辛德勒”，我们似乎晓得的太少。有没有可能多些东西纪念他，我自问。当我又一次经过当年的犹太人居住区时，心里一下释然：
    只要那些欧式的，充满奥地利风格的老建筑还在，何凤山就不会被忘记。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纪念吗？

    混到第3天，我决定让酸疼的双腿休息，顺便读了一份港报《太阳报》。说说感受。
    买到《太阳报》已是晚上11点。当时，它是“7－11”便利店里仅剩下的几份报纸之一。另一份是《明报》。标识着《苹果日报》、《东方日报》的架子早已空空如也。这似乎印证《太阳报》如今在香港报业市场的地位。
    即使如此，通读当天这份“非主流报纸”，依然颇堪玩味。
    当天报纸共156版，分7叠。头版超粗大标题――《放火烧税局》。说的是周四，一男子在湾仔税务大楼纵火。其下分别由一组稿件构成，分别是《怒汉大报复，700人险一锅熟》。介绍案发全过程，及疑凶因何被捉。下面配发全程示意图。接下来，《生死60秒 职员吓破胆  好似入境处纵火案恐怖》一稿，写目击者感受。
    稿子写得有悬念，说疑犯如何落网――“怒汉”纵火时不慎烧伤自己的脚。当天下午，医院女护士收治一脚部隆起的男子，心里起疑，遂问烧伤原因。男子直认不讳。护士于是偷偷报警。而几个新闻标题，“怒汉”、“一锅熟”亦是形象生猛。
    第2版整版写市民感受――《排队白等4个钟》。分析社会原因。同时，回顾8年前的“入境处纵火案”，增加新闻厚度。
    获得阅读快感之余，不由感慨：借助“制图”、“集纳”、“整合”、“分析”等“再生产”手段，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获得了意料外的传播效果。
    “港闻”版3个稿子都是社会新闻，分别涉及淫疑偷拍，医院卫生器械不净，可能传染流行病，一个改良家居计划被质疑监管不力。很难判断新闻价值高低。最后主打稿是《淫医偷拍涉5病人》。我想，因为这符合港人“八卦”的特色。
    当天报纸有一则广告不得不提，A5版整版是一封“感谢信”。作者是东亚银行总裁李国宝。后者在信里说，由衷感谢传媒“迅速报道”。这是指发生在前不久的东亚银行挤兑风波。传言说，“东亚”持有“雷曼”不良金融资产。
    风波发生后，“八卦”的港媒肯定没少火上添油。因此，李国宝这个“由衷感谢”多少有点无可奈何，无异于在说：被打了一巴掌，我还向周围人言明，你打得好。这是一堂极深刻的风险教育课。”
    想到这里，合上报纸，仍不住偷偷笑了。
    另，今天小周周同学喜添千金，可喜可贺。

    “兰桂坊”和“陆羽茶室”，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甚至有些矛盾的地方，却让我思考，何谓“香港特色”。
    走进“兰桂坊”，是在晚上10点。对号称夜生活一条街的后者来说，这个时间仍嫌稍早。街头，各色人等手里拿着啤酒杯放肆说笑，感觉像极世界杯决赛正式开始前，暖身的球迷。
    平时不喝酒的我，悠游在“兰桂坊”，无异于雨果笔下那个钟楼怪人。好不容易在拐角找到个卖榨果汁的店儿坐下，慢慢看人流从身边淌过。起先，每一张不同的脸都装着不同表情。1个小时后，只剩下酒精及其引发的亢奋――这是属于“兰桂坊”的脸庞。
    和清醒的果汁店小老板聊了几句。“别人卖酒，你卖果汁。这叫‘蓝海战略’，出奇制胜。”
    “下个月就卖了。执照申请到了。”
    “不卖怎么样？”
    “这里房租每月10万港币，你给吗？”
     我跑了。
    次日清晨，去港岛几十年老字号“陆羽茶室”喝早茶。地铁一出来，才发现：原来“陆羽”和“兰桂坊”竟是老邻居。两者同样置身于有“香港华尔街”之称的中环。只是和光鲜的“兰桂坊”比，“陆羽茶室”墨绿色的招牌有些单调，甚至落伍。
    “陆羽”分3层。我去时底楼已满，踱步上2楼。本想靠近卫生间就坐，后又作罢。这是因为忽然想起，2006年轰动一时的 “陆羽茶室枪杀案”中，杀手似乎就坐在类似位置。今天回头看，这次“意外”倒为“陆羽”平添一份传奇色彩。
    回味中，挑了中间一张桌子落座。马上有一个穿白色唐装的中年伙计上前招呼？不懂粤语？没关系，那就说普通话。“茉莉，菊花还是龙井？”、“茉莉。”  
    稍后，几个香港大妈踱上楼。她们胸前一律挂个大盆。盆里放几个小蒸笼，里面置着几件热气腾腾的地道点心。她们会走到你面前，各自吆喝一句。一时间，茶室里粤语叫卖声此起彼伏：
    虾饺、烧卖！
    叉烧酥！
    鸡包！
    豉汁排骨!
    不过，要是你不点，只喝茶，也没人催。香港大妈们就逛街似地去其余角落。此时，头顶的老式电风扇吱吱作响。透过一层茶色玻璃窗，清晨阳光如同黄昏。如此光景，能把人一下送回旧时的年华。
    点了“陆羽”名点—滑鸡胸脯球。周围顾客越来越多，年轻年长都有，不少经常光顾——因为人一到，坐哪儿，喝啥吃啥，店里的伙计们心里都存着呢。
    结账出门，顿觉不舍，忽然发觉：高楼再多、霓虹闪烁，都无法遮住“陆羽”那块老招牌。因为在香港人看来，出入“兰桂坊”的都是些“过客”，而“陆羽茶室”留住的则是“常客”。
    看似是一幅“现代”的皮囊，骨子里却相当“传统”。有时，“现代”和“传统”只隔了一个拐角，走几步就到。说实话，“混在香港”时，我总是会找到类似的矛盾，并常陷入迷惑：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香港呢？

    黄金周的5天，我在香港“自由行”。绝大部分时间，我尝试各种交通工具，寻找地道小吃，体验这座夹杂中、英两种“文化基因”的城市。“混在香港”，我想这样叫这次旅程。一次被赶下巴士，一次险些被车撞，构成了“混”的首段记忆。
    按计划，“自由行”第一天下午去海洋公园。后者在香港南部，是亚洲最大乐园之一，亦是港人最喜欢玩的场所。地图显示，我得地铁换乘629专线前往。和上海比，香港地铁更便利。一出地铁站，即能换乘公交。
   “629”亦是如此。车的站牌注明：去海洋公园，10分钟1班。我赶到时，车尚未到。周围有数十人，边说粤语边等车。几分钟后，一辆双层629缓缓进站，司机是个大叔。此时，前面人群已排成一列长队。
    会不会挤不上？见此情形，我有点儿犯急。“哗”地一声，后门开了，有乘客下。“后门能上吗”，我嘀咕了一句。 在上海，乘客一多，司机准会说，后门也能上。想到这里，二话没说，我腾地“窜”进后门，再跑到前门投币。
    “下去。”司机大叔先说了一遍粤语。见我一愣，继而又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了一遍。
    “后门不能上吗？”
    “排队。”
    “哦！”应这一句时，我脸庞发烫。接着，就回前门、排队、上车、投币，落座。
    如果说我被赶下车说明了港人的“规则意识”——坐车就要排队，否则赶你下去且绝不通融，那么我险些被车撞则反映了另一种“意识”。
    傍晚回酒店，需横穿一个高架桥桥洞，到对面马路。这一路段没设红绿灯。由于疲劳，我信步而过。
    “小心！”刚过了一半，一只手把我往后狠狠拽了一下。定睛一看，拽我的是个年轻上班族。
    “有车。”他指指右侧。一辆双层巴士为避让我，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全车人正透过窗看我呢。
    “其实，在香港过马路，尤其是没有交通灯的路口，你最好先低头看一下。”我说过谢谢后，上班族说了诀窍，“地面上，通常有醒目的标志提醒看车的来路。”果然，在我差点遇险的路口地面上，一行白色大字写着：望右。大字还附有一串箭头。
    之后“混在香港”的几天，我不断“望右”、“望左”，没有重复上述错误。
    有人说，香港楼多、人多、路多却不堵车，是因为各种交通工具发达。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当地人几乎人手一张的“八达通”卡。“八”字既谐音粤语中的“发”，亦象征着“八爪鱼”处处通达的触角。而我觉得，不仅如此，“规则意识”、“细节意识”，亦是上述之有利保障。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政府救市方案陷入争论的泥淖。比百名经济学家说“不”更关键的是，200多年以来的“美国价值”在动摇。
    媒体消息，美国国会25日就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大规模金融援助计划达成原则一致。这使该方案朝实施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又有消息说，方案正式实施仍有诸多限制。
    此时，中国政府“闪电救市”已近一周，股市从原来超过20％的月跌幅，回到5％左右的水平。
    不能简单用效率的高低来形容美国人这一次的决策。毕竟，“救市”在挑战后者“底线”。正如有些批评所说，该方案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并鼓励市场投机行为。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救援方案包括美国政府将斥资70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并持有一段时间，直至找到买家。
    从操作层面来说：这些不良资产是否能找到买家？买家出现前，政府是否能继续承担相关成本，而不被拖垮？即使被成功购买，不良资产能否“咸鱼翻身”？
    其次，包括“雷曼兄弟”在内的机构，在这次危机中，相当于做错了事的“坏孩子”。破产相当于市场给予的惩罚。但救市方案意味着：你干坏事儿得了报应，不要紧。我们替你买单。
    而7000亿美元的“救市预算”平摊到纳税人身上，每人是2000。这等于告诉别人：买单的人是那些没干坏事儿的好孩子。潜台词是说：干坏事去吧。这里不仅会引发更大的市场危机，还存在“道德风险”。
    但这不是专家们最担心的。他们认为，救市破坏了“放任自流”、“市场决定”的经济观。后者一直美国人引以为自豪，并竭力向全球推销的。
    尽管，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施行过“政府干预”。但这一改变恰恰是那届政府最受外界诟病的地方。稍后，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又一度攻陷它。
    但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自由主义”经济学峰回路转。”至今，美国人依然保持着对“自由市场”的古典主义崇敬。因此，在国会作证时，伯南克和保尔森强调：自己从不提倡“政府救市”。但这一次，“不救”比“救”问题更大。
    对于“政府”的警惕，远远超过其他――这是200多年前，建国先贤们对“美国价值”的最初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