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周末，在家里看电视，随便调了一个台，就看到了电视连续剧《沙家浜》。不能不事先声明，电视剧的几个演员都是实力派，演得还真卖力，可是看了几集，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比起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电视剧灌了不少“水”，用新闻的术语来说，就是把“消息稿”写成了的“焦点稿”，而且还要连续“追踪报道”！

    因为关注“文革”史，所以我对“革命样板戏”有一些了解。京剧《沙家浜》是经典，它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但个人以为，经过“千锤百炼”，京剧比起沪剧来，毕竟上了一个台阶，特别是它的台词，真的可称作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当然，当年江青时常会突发灵感，比如，新四军在芦苇荡里，江青突然要让人高叫一声：“敌人的汽艇来了！”显得突兀而莫名其妙；末尾还硬是要让郭建光与黑田打斗一番，最后郭胜，将黑田踩在脚下，这场面也有点滑稽。

    但京剧整体的改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将伪军司令胡传葵的名字改为“胡传魁”，可能是为了显示胡本人的粗俗以及他的“汉奸魁首”的本性；将沙奶奶的儿子沙七龙改名为“沙四龙”，符合计划生育的原则；将伪军甲“司令结婚，请来了日本人”的台词改为“司令结婚，请来了皇军”，更显示了汉奸伪军的卖国求荣……想当年汪增祺等人被关着修炼台词，还真的有两下子，难怪江青对汪另眼相看。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京剧“智斗”那场戏，唱词写得“滴水不漏”，用刁德一的话来说，真的是“佩服，佩服”。

    可是现在，电视剧里的“智斗”，台词苍白多了，将唱词读成了白话，真的有点搞笑，请看以下是多好的京剧唱词：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如果我将它改成白话：“来喝茶的嘛都是贵客，大家客客气气，走了嘛，我也管不了啦！”多白痴！多弱智！

    所以，我觉得，电视剧里的这场戏，还不如全部用京剧阿庆嫂、胡传魁和刁德一的唱段来做画外音呢！

    由此想到，现在，都喜欢翻拍、重拍、改编过去的经典，如果超过了原来经典的水平，观众自然无话可说，但是，有多少东西超过了原来的经典？白花花的银子撒了一地，却并不会得到观众认可。

    既然超不过经典，为什么还要投资拍摄？这笔钱本应该用于创作新剧——是不是现在的编剧都才思枯竭了，所以就翻版成风？

    最让我伤心的是，连我十分崇敬的大导演张艺谋、冯小刚之辈，也才思枯竭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故事取材于中国的经典《雷雨》，《夜宴》的故事取材于世界的经典《哈姆雷特》！WWWWWWWW……

    在我写以上文字的时候，脑子里滚出了一大箩即将或正在翻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舞台姐妹》、《红粉》……我真的一点也不看好它们。

    昨、今两天晨报上有两则新闻：一个是女诗人赵丽华的实验诗遭网络恶搞（昨晨报A19版），一个是大导演张艺谋谈《满城尽带黄金甲》（今晨报B5版）。两件事有点“风马牛”，但我却觉得它们都跟诗有关。

    读大学时也算个“文青”，暗暗地喜欢诗，所以当年在复旦看到诗社的《诗耕地》，着实羡慕。我之喜欢诗，是因为“诗言志”、“愤怒出诗人”，字数不多，却有意境，还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毕业以后有幸和《诗耕地》创始人、青年诗人（后来又成为画家）许德民做过同事，说起此事，德民兄很感慨：“你怎么不早说呢？”

    现在，我早已远离诗的年龄，忽然看到，没有意境，也不押韵，随随便便将一句话拆成几段，就能轻轻松松地做起诗人，只恨“余生也早”，不然，要当一个诗人不是易如反掌？

    《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知演的什么，我没看过，估计又是一部没有诗意的商业大片。这剧名源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待到他年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说这是唐朝诗人咏菊诗中最有意境的，抒发了诗人的“战斗情怀”，但是黄巢分明还够不上诗人的份，他是一个“流氓”（这里指流寇、无业游民的意思），在官兵看来，还是一个“强盗”。张艺谋为什么用它来做剧名呢？

    由此想到，“流氓”也可以写诗的，而且也写得有意境，押韵。

在中国历史上，“流氓”写诗的还真不少，“愣头青”荆轲出征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无赖汉”刘邦也有一首：“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两首诗，格调悲壮，目标远大，还押韵！

    穷和尚出身的“大老粗”朱元璋的诗也写得不错，有一回过年，朱元璋出巡，见到一户百姓家门前没有春联，就问为什么不挂，家里是干什么的。人家倒也坦率，说是阉猪的，不识大字，当然不会写诗，朱元璋当场吟诵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这诗，对仗工整，多有意境！说来朱元璋“不读书不看报”，也是一个“流氓”的主儿，可人家做起诗来，还不是出口成章嘛！

    “自古英雄皆解诗”，“流氓”写诗，是因为想当英雄。而且英雄的诗总是传唱万里。比如李自成当了“闯王”，他手下一个姓李的将领就写了一首诗：“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诗后来就变成了李自成的起义纲领。洪秀全也有他的“天王诗”，只不过意境稍差些。

    现在，“流氓”不写诗了。挨了骂、受了气、断了粮、失了业、离了婚、被克扣了工钱，就只有搓麻将、喝闷酒撒气，麻将一圈又一圈，老酒一瓶又一瓶，就是没有“对影成三人”、“诗从杯中来”。所以，这世上尽管有“愤怒”，就是没诗人，更没有英雄，有的只是鸡鸣狗盗、杀人越货。而真正写诗的，倒不用愤怒了，也不讲究什么意境、押韵。咳，真是“流氓”不像“流氓”，“诗人”不像“诗人”！

    末了，让我也BT一把：

        写完“读史笔记”

        正要上传

        嗨嗨网又短路了

                nnd

        有人读我博

        我就是

        快乐的

        大众情人

        没人读我博

        我就是

        孤独的

        实验的

        后现代诗人

                O My God！

    今天晨报刊发的《地铁站台装防踏空橡皮条》，出现了政协委员“熊委员”、“白委员”的叫法，让人听起来很不习惯，也不符合新闻客观公正的做法。这让我想起来有必要补正一段历史。

    陈四益先生最近写了《称官》一文，说的是中国人历来喜欢以官衔称人，韦应物因为当过苏州刺史，便叫他“韦苏州”，当过柳州刺史的柳宗元被称作“柳柳州”，没有当过官的人也得以“泛化”，在唐代当过官的叫“官人”，到了宋代，下棋的、卖唱的、说书的、抓蛇的、开小铺的，都可称作“官人”。“相公”在汉代还是拜相封公之人的专称，“员外”原是编外官职的称呼——类似于今天的“享受××级待遇”、“××级调研员”，到了后世便是遍地称“相公”、“员外”了。陈先生进而写道：“这风气直到今天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张局、李处、王书记、钱主任，随处听到……在一个官位被看得至高无上、到处以官衔骄人的社会里，民主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陈先生没有提及宋以后的称官史，大概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吧。我倒有意探一探这段历史。据我所知，清朝以后基本上都以官位相称了，官位后面还要加上“大人”，以显官位的威权。当然，也有用地名称人的，但大多已不是什么官位，而是大人物的出生地，例如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人们就称他“李合肥”，同样，康有为被称作“康南海”、袁世凯被称作“袁项城”、段祺瑞被称作“段合肥”，都因为他们是广东南海人、河南项城人和安徽合肥人之故。

    喜欢将官位与人并称的，还有孙中山的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那是因为同盟会或国民党虽是资产阶级政党，但仍不免带有封建的色彩。例如，要参加同盟会和国民党以及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宣誓效忠孙中山，甚至还要按指印。这在当时就曾引起过非议。可见，孙中山的国民党仍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封建的东西，因此，“孙总理”、“蒋总司令”、“汪总裁”、“阎主席”、“委座”的称呼在国民党内十分普遍。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对官位的称呼进行了革命，建国前，领导人都喜欢称名字的后两个字，如“仲甫”（陈独秀）、“泽东”、“恩来”等等，只有在对外交往中才用职位的称呼。当然，也有劳苦大众因为对党的领袖的尊敬和感恩而称毛泽东为“毛主席”、朱德为“朱总司令”的，但在当时党的正式文件上，很少能找到这样的称呼。即便是七大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党的文件中仍称毛泽东为“毛泽东同志”，而很少写“毛主席”的。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对全党发出了谦虚谨慎的号召。当时，除了极少数卓越领导人外，党内很少以职位称人。

    对“共产党员修养”颇有研究的刘少奇，在这方面堪称典范。1954年，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他的秘书（好像姓杨）称他为“刘委员长”，刘闻之大光起火。他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可以以职位相称，这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他说，这是历史形成的，一时也不容易改。但党内其他同志，应一律称同志。刘少奇后来担任了国家主席，很少有人称他“刘主席”，而常常以“少奇同志”相称。

    同样，邓小平担任了长达7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人们都称他“小平同志”，从来没人称他为“邓总书记”，党内其他人也都以“××同志”相称，如“陈云同志”、“先念同志”等，既亲切又自然。

    但是，到了“文革”，规矩破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后面还加上“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后来连王洪文到上海视察，他的爪牙也一律称他“王副主席”。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的威望上升，由于当时仍然沿袭“文革”的一套，所以当时的报纸都称“英明领袖华主席”，而且常常把“华主席”放在“党中央”之前。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以后，曾对此做法很有意见，据于光远回忆，邓小平多次指出：“‘华主席、党中央’这种提法有问题，个人绝对不能凌驾于集体之上。”在我所搜集的资料中，很少发现邓小平称华国锋为“华主席”，而往往以“华国锋同志”相称，例如，1977年9月9日，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仪式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仪式，在当时举国上下一致称华国锋为“华主席”的现实条件下，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下面，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讲话……”相信当时所有的人都会感到诧异。

    华国锋淡出政坛前后，党内对华国锋有一个批评，说华国锋制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接受了对他的新的个人崇拜，批评将华国锋的像与毛泽东的像并排悬挂、到处题字、在中南海造亭台楼阁等做法。并且重申，今后党内一律称同志。

    整个80年代，无论是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还是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阳同志”，而很少有人称“邓主任”（邓曾任中顾委主任，称“邓主任”者似乎只有金庸，他在邓接见他时用了“邓主任”的称呼）、“胡总书记”、“赵总书记”。

    补上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现在，就连在普通的基层，有人也喜欢用官位称人，这种习气很不好。称者为了表示尊重或讨好倒也罢了，关键是被称者不能安之若素，被称者要有品位、有文化、有历史感，才不会飘飘然，真的以为自己至高无上呢！

    《新闻晨报》读者调查会今天开张啦！将报纸研究的对象由产品转向市场，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作为局内人，先自我陶醉一下！

    我曾参与过多次市场调查和推广。1997年11月7日，《申江服务导报》试刊当天，作为创业者，我曾随发行员送报到站点。那天因为忙得午饭也来不及吃，身边又没带钱，还是临时问徐锦江借了200块钱，才请了饥肠辘辘的发行员吃了一顿三黄鸡。也是在那天，我看到了许多人争抢报纸的热烈场面，从此就对这份都市报充满了信心。

    然而，最值得珍藏的市调记忆却是在《职场指南》工作的时候……

        2003年，我调到《职场指南》工作，因为广告销售业绩不佳，便想通过免费的市场派发来扩大杂志影响，促进招聘广告的到达率。作为领导，我理当身先士卒。于是，每月的某一天清晨，我就会和搭档同事一起混迹于石门一路地铁口，向那些来来往往的上班族派发杂志。

    时间一长，便与地铁口扫垃圾的阿姨、发小广告的小伙子、赠促销品的小姐、摩托车拉客的哥们、专门捡拾上班族扔掉的废报纸的老头老太……等等结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发小广告的小伙子会热情地要求帮助派发，以便将小广告夹在我们的杂志里；

    ——摩托车拉客的哥们会热情地打招呼：“阿哥，长有勿来了嘛！”然后要过一份杂志，边看杂志边候客；

    ——捡废报纸的老头老太会将捆扎杂志的报纸垫小心翼翼地收好，并将捆扎的绳子一段一段绕成一圈放进自己的裤袋里；

    ——扫垃圾的阿姨还会为我们的杂志做免费广告：“迭本杂志蛮正宗呃，勿是‘坑子’——人家是解放日报出呃，上次阿拉弟媳妇呃阿姐呃小人，就是看了迭个上头呃招聘广告寻着了工作，有得两千五百块一个号头嘞……”

    跟这些人打交道，我一点也不感到自卑，酸甜苦辣，就当是“天降大任”前的磨砺。

    最开心的，是当你恭恭敬敬地递上杂志：“您好！这是新一期的《职场指南》……”对方灿烂一笑：“哦，我一直看的！”这时，心头一暖，感到整个世界充满阳光。

    最憋气的，递上杂志，对方瞄一眼：“啥东西？”一旦看清是《职场指南》，便不客气地用手一挥：“我又不要寻工作！”

    最要命的，是遇到戴大盖帽的城管，“城管来喽！”发小广告的一声招呼，那些发小广告的、赠促销品的一哄而散。城管耀武扬威地来到我们面前：“挪脱！挪脱！此地勿好发么子！”我等还死要面子：“阿拉是解放日报的……”“也勿来三！”大概看看我们也不是蓬头垢面的主儿，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友好，“以后勿许摆了咯得噢！”

    最尴尬的，是碰到熟人。一次，碰到一个大学的老同事：“老兄，侬来了咯得做啥？”老同事一边看我，一边瞄瞄一旁发小广告的邋里邋遢的“小广告男”。“我……我……来了做产品推广……”“奇怪！侬勿是来了做媒体嘛，还用得着‘立马路’，跟迭帮兄弟一样？”老同事指指“小广告男”。对呀，我不是在做媒体嘛？放着媒体资源不用，怎么会沦落到跟发小广告小伙子一样的地步？

    这就是我的市调记忆，是不是有点“新市井”？每次混迹于地铁口，我就想，什么记者编辑、教授讲师，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饱胃囊！现在，我是和这些老头老太、阿姨爷叔、小伙姑娘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这就是我的市调记忆，现在的市调好做多了——因为有《新闻晨报》强大的品牌后盾，再也不用担心沦落为“小广告男”的地步了！
    谨以此文贺晨报市调开张。

    昨天在报社遇到上月“博客之星”崔MM，她说：“我想在博客上发一个帖：张国伟老师最近怎么不写博客啦？”呵呵，这不是在委婉地批评我嘛！

    其实，上周出差去了西安，因为嫌麻烦没带笔记本电脑，加上这两天忙于办公室搬家（从19楼搬到18楼），电脑也在切换之中，所以就没写博客。但是，我对“记者博客”从未割舍过情感，即使是在西安机场候机大厅里的免费上网处，我都试图打开嗨嗨网，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怎么也打不开，只得悻悻而归。

    西安，我在20年前在那里住过3个月。那时，西安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个素面朝天的美人儿，尽管不事浓妆艳抹，也无华冠金饰，但却处处体现出古典的高贵：

    ——环城路上，货运马车悠悠地走过，车夫昂着高傲的头一声“驾”，扬起漫天黄土风尘，给人一种杜甫“兵车行”的历史感；

    ——街巷里，卖苹果的小贩扯着嗓门大喊：“三毛五！黄元帅！”每每忍不住要尝尝那产自黄土地的又脆又甜的大苹果。戴白帽的回民大伯推着卖酱牛肉的小车，茴香扑鼻，上去一打听，往往他都姓“马”。陕西苹果和西北牛羊肉，显示了一种厚重的文化积淀；

    ——易俗剧社里，秦腔的梆子声和粗犷的唱腔声声入耳，想当年张学良将军在这里策动西安事变，作为背景音乐的秦腔透出了一种久远的悲壮和苍凉；

    ——西安饭庄内，难得有机会和同伴打一次牙祭，猛一回头，忽然发现硕大的仓鼠也端着历史的架子，幽幽地、不可一世地窥视着我们这些没文化底蕴的食客；

    ——西北大学的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椅子，师生们喜欢蹲在地上吃饭，据说这种“蹲功”也源于农耕文化，以致在公交车上也有乘客蹲在椅子上乘车的壮举，那种赤脚蹲在座椅上、双手紧紧抓着扶手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上下震颤的情景，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2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西安越来越漂亮了。马车已经不见踪影，“三毛五，黄元帅”的吆喝已经被“兵马俑，两块钱一个”所取代，西安饭庄的包房也设了1千元的“最低消费”……最有意思的是，仿古建筑到处都是，“百胜”设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里，钟鼓楼广场下是一个汇各国名品的“世纪金花广场”。
    西安，已经出落得标致而妩媚。只是……只是……路过东大街某夜总会的大门口，见到两排站得像秦俑一样威武的保安，和一排搔首弄姿的女人，让人才忽然想到，啊哈，那昔日的美人儿已经不再清丽和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