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晚，我的圣诞夜是在报社度过的，这倒不是因为我这个无神论者拒绝过圣诞节，而是早在十多天前，我就在圣诞老人的家乡罗瓦涅米度过了愉快的圣诞节——在那里我见到了圣诞老人，并和他合了影，接受了他的中文祝福。今天一到报社打开电脑，看到小松松关于圣诞节“过错了”的惊呼，心里有点紧张，于是，憋了好几天的有关圣诞节的话题，终于找到了出笼的理由。

    每年圣诞节最先想到的人物是谁？

    对我这个世俗凡人而言，不是耶稣，而是圣诞老人。耶稣的历史伴随着太多的磨难、忏悔、欺瞒、猜忌、出卖和牺牲，而圣诞老人，则充满了温馨、慈祥、智慧、和谐、馈赠和友爱。我想，很多“过错了”圣诞节的大人和儿童，在圣诞节到来之时，最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圣诞老人吧！

    圣诞老人是谁？

    他原名尼古拉斯（Nicholas），生活在公元三、四世纪，为人乐善好施，喜欢抚危帮困，当他去世以后，希腊东正教封他为“圣人”，后来他的名字在英国、德国和北美一带传播，纽约的荷兰基督徒昵称圣尼古拉斯为Sinterklaas，却被不懂荷兰文的人错念成Santa Claus，Santa Claus就成了圣诞老人的LOGO。1927年，一家芬兰报纸考证出圣诞老人的家其实在芬兰最北部的省份拉普兰，一批北欧精灵经常帮他准备圣诞礼物，于是，人们正式确认，圣诞老人的家乡在拉普兰。

    现在圣诞老人定居在拉普兰的罗瓦涅米，这里位于北极圈，有全球第一个圣诞老人村。当地导游告诉我，圣诞老人是“民选”的，两年一选，他有自己的办公室，每天跟数以千计的游客见面、拍照，签署极地抵达证书，他不仅工作繁忙，还必须懂多国语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说几句流利的汉语。

    圣诞老人跟宗教有什么关系？

    圣诞老人是那个时代的雷锋，做的是符合时代主旋律的事，他老人家要是今天活在中国，应该是担任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一类的角色吧。至于许多教徒封他为“圣人”，这是他死后的事，就像孔子生前并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一样，他死了以后，就随后人去演绎了。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生前曾对一个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现在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太多，懂马克思主义的太少。

    圣诞老人怎么跟耶稣诞辰扯上关系的，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耶稣和圣诞老人原来都不怎么“西方”（传说中的耶稣诞生在叙黎一带伯利恒的马槽，圣诞老人的祖籍是小亚细亚一个富商家庭），怎么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一样。

    那天会见圣诞老人，我的内心充满了温馨。随团的一位台湾小姐，当即就到圣诞老人邮局给远在美国的妈妈发信讲述她的心情，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充溢在她的脸上。

    回国以后，听说了一些“博学之士”联名宣言抵制圣诞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的消息。不知那些博士（一些人其实还不是博士，只不过博士在读，离毕业还远着呢！）学过历史没有？从20世纪以来，文人的联名宣言从来就不值钱，从胡适20年代呼吁“好人政府”开始，每一次这种联名宣言就像伊朗总统内贾德眼中的安理会决议一样，是一张“破纸”。所以，本不必对那种宣言当一回事。

    但是，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是学历高于能力的时代，“博士”“宣言”，总有传播炒作的理由，况且人家说，过圣诞节的国人是“集体无意识”，心里就有点惶恐，因为我已经过了圣诞节，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

    在我的印象中，真正文人的心态应该是开放的，北大的先哲们无一不是西方文化的倡导者、传播者，马克思主义就来自西方文化！就连那位拖着长辫、手拿烟枪的辜鸿铭，也是通晓六国文字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怪杰”。况且，世界是平的，抵制了圣诞节，就能弘扬中华文化了吗？未必。这样想来，就能无所畏惧，就能把博士们的“个体有意识”等同于梦人的呓语。

    下午参加解放日报文化讲坛，题目很大，叫《传统文化的现代理解》，本文套用这个大题目，应该算“西方文化的中国理解”吧！


这是我们跟圣诞老人的集体照，最有意思的是拍照的圣诞老人助手，一个难得的开朗的芬兰小伙子，一边拍照，一边用汉语说：“笑笑笑……茄子！好！谢谢！”


我抵达极地的证书，由圣诞老人签署


圣诞老人办公室外景。此时是正午11点钟，北欧的“极夜”。


圣诞老人办公室正门。


圣诞老人邮局里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发往世界各地的圣诞贺卡。邮局生意很好，但邮费价格不菲。若要在圣诞节当天寄达，须投入红色邮筒中。我们在圣诞老人村逗留仅一个半小时，但花在寄信上的时间却达半个多小时。

    上周出访北欧，没带电脑，也没有更新博客，各位原谅！因为我从不指望在那暗无天日的北欧“极夜”能打得开我的博客页面。尽管芬兰的那位腼腆的服务生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这里的网速是世界上最快的，如果打不开页面，那肯定是我的问题，但我相信，那里的网速就是可以达到每秒一光年，我的博客也不可能打开。
    本周回到报社，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打开嗨嗨网。嗨嗨网，就像我的一个美丽而又有点“作”的情人，我既喜欢她，又讨厌她，但是，暂时我还不想离开她。我要看看，她对我到底是否有真情实意，或者，我要权衡一下，离开她以后我还能不能独立生活，毕竟，我已经跟她缠绵了几个月了……

    人一缠绵，就会有感情，就会瞻前顾后，就会当断不断——尽管有许多朋友笑我，你那缠绵的对象为什么那样神秘，我们怎样才能看到她？我说，午夜时分，你才能见到她，长得不漂亮，却爱耍大牌，动不动就不离你，你要找她聊聊，她告诉你：“服务器应用出错。”你要点开图片，她给你一个大“×”，活像“文革”时期揪斗的“地富反坏右”脖子上挂的牌子。

    这次出访，遇到一些朋友，人家给我的名片，都加印着博客网址，我多么渴望我的名片也印上我那情人的肖像和LOGO，写上她的名字，就像如今恋人间的“大头贴”在手机、钱包甚至电脑主机上随意广告一样。但是，我不敢。人家问我写不写博客，我说：“我写的呀。”于是便见人家满脸惊鸿：“你的那个博客在哪里？”“在……”我想，还是转移话题吧，不然，打死人家也不相信我有情人！

    回来后才知道，我的这位情人在我出访的时候频送秋波，居然电倒了一大帮晨报热线部的同仁。前几天，热线部的同仁一见我，就有点神采飞扬：怎么样？我们跟她好上了！原来，我的情人还有那样的魅力，让那帮热线部帅哥小伙勾魂摄魄。只是，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他们爱上了她，却嫌弃起热线部的美女记者来，在博文里称她——“郭胖”！人家郭小姐长得清丽秀美，加上热线部又是晨报最减肥的部门，哪里还有什么“胖子”？怎能如此喜新厌旧？

    唉，还是我比较传统，尽管老情人另觅新欢，但我依然决定不离不弃，我准备跟她好好谈谈，请她以后不要老是给我白眼，白眼一下也算了，那眼珠子转呀转，用孙文祥的话来说，上了一趟超市回来她还在翻白眼！不管怎么样，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对我好一点！
       （注：本文应郭小姐的强烈要求而写）

    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对历史记载的本能的警觉。11月17日，有报道称抗日将领方先觉之子方庆中向上海历史博物馆捐赠了当年国共合作的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一张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的“原版”合影。那张照片，说“珍贵”是可以的，但说“原版”，我就有点疑惑。因为我看到过那张原版照片，分明是毛、蒋和众人的合影，蒋站在中间，一边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另一边为毛泽东，后面还有王若飞等人。现在隐去了其他人员，怎么还能说那张照片是“原版”呢？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和回忆录，讨厌所谓的“正史”，觉得那是一堆挤干了水分、没有血肉的枯骨。而传记和回忆录，却是历史的筋骨、脂肪和肌肉。

    然而，令人伤心的是，每一个传记和回忆录作者好像都不是卢梭，并常常保持着“隐恶扬善”的美德——对自己如此，对别人也如此。

    “隐恶扬善”规避了人世间的矛盾，但又增加了探索历史真相的难度。因此，单单一部传记和回忆录很难反映某人某事的全部。

    然而，书一多看，就会看出历史的破绽：

    比如，我向来钦佩乔冠华，觉得他代表了中国男人的激情和率真，谁也不会忘记乔在联合国大会上爽朗豪放的大笑，但是要了解乔，光读章含之的回忆录是不行的，那是一种爱人的眼光——爱人嘛，难免“情人眼里出西施”。如果再读一点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就能知道乔激情背后的自负和不耐烦，这个乔冠华就灵动鲜活了；

    又比如，我也很欣赏师哲，觉得他长期在伟人身边做翻译和研究，又是中苏关系发展的见证人，见过斯大林、赫鲁晓夫，为毛泽东、刘少奇当过翻译，称得上是那种所谓“幸福的人”，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幸福和高贵。我也见到了他的照片，是一位和善慈祥的老头儿。可是读了《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发现书里的师哲并不是我原先印象中的人，分明还有点儿“狰狞”，心里反倒豁然开朗起来；

    还比如，我一直对周扬很困惑，这样一个在30年代思想活跃的青年作家，怎么会在五六十年代掀起一阵阵文艺批判的风暴？有人说他“坐在主席台上就像是一个当大官的样子”——凛然不可冒犯，但读顾骧《晚年周扬》，看到他在80年代与胡乔木拍桌子吵架那一节，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尽管一位著名女作家至死都不愿宽恕周扬，尽管王蒙后来对胡、周两人的回忆大多语焉不详，但我却觉得至少80年代的周扬是令人尊敬的；

    再比如，巴金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随想录》曾被评价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良心”。但是读了何兆武的《上学记》，人家压根儿就不喜欢巴金，这种评价比我们近年来看到的对巴金的单一评价要丰满多了——何兆武的敢说真话丝毫不亚于巴金，比起季羡林对于巴金的称道，何兆武要实在得多，也真诚得多。但是，这样的敢说真话也“仅此而已”，不然，何的《上班记》为什么秘不示人？

    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历史；记者每天都在书写历史

    许多让后人误读历史的历史是那些不经意间写历史的人创造的。

    千万不要一不小心，就去创造一个“历史之谜”。

这张照片就是方先觉之子捐赠的照片，徐翔小弟嘱我快发博，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将另一张有赫尔利在场的照片发上来，各位见谅！ 

    前几天的一则新闻是：河北某诈骗嫌犯因以上海社保基金案诈骗上海干部而被抓获归案。这让我想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出轰动一时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这出戏的作者是当时上海人艺的青年剧作家沙叶新，具体的剧情我已淡忘了很多，但大概意思还记得一些：一位市级领导接待了一个北京来客，来客自称是北京某副总参谋长的儿子，这位市级领导就按来客的要求帮他办事。结果，“副总长儿子”骗吃骗喝的行径暴露，市级领导尴尬万分。在法庭上，骗子好像还以“假如我是真的”为题侃侃而谈……

    这出戏影射的“市领导”曾是我就读的大学的领导，也是我敬重的长者，是一位非常有学养的革命文艺家。我读大一时，还经常见到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里“兜风”，那年他大概已经七八十岁了吧，但没有什么架子，和苏步青校长一样（当年苏校长经常夹着一摞讲义身板笔挺地行走在国顺路上，逢人就打招呼）。有一次，我在学生食堂吃饭，这位长者端着搪瓷碗坐在我身边，边吃边问：“你是哪个系的？”“历史系。”我怯怯地回答。“哦，文科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历史应该倒过来学，比如，先学现代史，再学近代史，然后学古代史。”那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后来他离开了学校当了市领导，再后来就听说了这则“轶闻”。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位领导的误会还没有引发什么腐败，只是因为他是市领导，影响就大了些，但是，人艺居然写了话剧，话剧剧本还在刊物上发表，并且一度搬上了舞台。这位令人敬重的长者好像也不动气，也没听说他利用职权训斥人家，据一位曾在他身边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好像并没把别人的影射放在心上。尽管后来该剧被关照停演，但作者沙叶新也并没有要做什么自我批评，后来反而得到了提拔，当上了上海人艺的院长。不久，《假如我是真的》和《苦恋》成了新时期文艺讨论的典型。虽然有争论，但作者都得到了保护和鼓励。胡耀邦在一次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党要发誓：再也不能为一部文艺作品而整文艺工作者了！”让人感到春天般的暖意。

    这出戏停演后。复旦又排了另一出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作者是附中语文教师过传忠，《炮》剧的内容和《假》剧差不多，讲某人被人误以为是“炮兵司令”的儿子，享受了很多照顾，到后来才知，他老爸不过是个烧大炉的。这出戏曾被复旦话剧团搬上舞台，连演多场而不衰，我曾经有幸观看了这出话剧。至于过传忠是否借鉴了《假》剧的内容，不得而知。

    如今，骗子很多，动不动就会牵出腐败大案，但是再也没有看到类似的讽刺喜剧出现。要是有，大概也会被“通知”封杀吧！想到这里，不禁怀念起那个充满暖意、激动人心的年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