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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谢小宝的新年问卷在记者博客中“吹皱一池春水”，有多少人摩拳擦掌、跃跃欲答（连“垂帘听政”的胡廷楣老师也掀开了珠帘一角）！我想，凡是下意识地、不假思索地回答提问的，一般都能反映回答者的真实思想。
在《答谢小宝问》中，对于“与别人初次见面你会先注意他（她）哪个部位”的问题，我比较直截了当：“男人看鞋子，女人看头发。”结果引发了“著名沪语博客专家”沈一珠女士“蹩脚蹩脚，蹩了脚浪；噱头噱头，噱了头浪”的一番感慨。
有不少人对我的回答感到不解。上星期天晚上，《申》报的小朱同学到我办公室当面问我：“为什么‘男人看鞋子’？”
记得过去读过周作人的一篇散文，好像叫《男人的缠足》，大意是讲中国人是“拜足主义”的，他特别提到旧时北京的男人，总是手执一纨绢布，见人时先要掸拂一下自己的鞋子，而全然不顾自己的瓜皮帽和坎肩上有灰尘——鞋子之于北京男人的重要，足见一斑。
关于男人“拜足（鞋）主义”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辜鸿铭喜欢女人的小脚，康有为为他题了“知足常乐”的横匾，辜慨然曰：“康有为深知我心也。”冯玉祥带兵清廉，反对绸缎，一次见到军中一士兵穿着一双新缎鞋，赶紧向士兵作揖叩拜，那位丘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扔掉了缎鞋。郁达夫一次把钱放在鞋中，别人问何故，郁说：“平时它（钱）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还有，沙汀有一年下基层后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看门的（现在叫“保安”）看到他手拿破伞，鞋上沾泥，问他是何人，沙答曰：“省文联主席。”“保安”不信，硬是将他揪到省文联对质……
不过，我之所谓“男人看鞋子”的意识，却萌生在读到上述历史资料之前。
80年代初，我上大三的时候，选了历史系新开的一门选修课——《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听说这门课的主讲老师是一个“大人物”——陈仁炳教授，心里就有点好奇：这个“大人物”“大”在哪里呢？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他是毛主席点过名的‘大右派’，现在还没摘帽呢！”
于是，赶紧寻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果然写着：
“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第448页）
“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哪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第450页）
……
啊？毛泽东点名的“大右派”，我们历史系就摊到了两个（王造时和陈仁炳）！可惜，那时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已经作古，而陈仁炳先生却要来给我们开课了，而且是他“文革”以后复出开的第一堂课（据我所知，在我们那一学年之后，他又续开过一个学年，后来就正式退出了讲台）！
开课的第一天，我早早地抢到了第一排的座位，等候这位“大人物”的出现。上课预备铃响了以后，陈先生出现了。他看起来70多岁，戴一副茶色边框的眼镜，背有点佝偻，但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的料子很厚实，不是当年流行的那种普通藏青色涤卡……
他的皮鞋让我眼睛一亮！那是一双多么神气漂亮的皮鞋……咖啡色，尖尖的头，虽然有点旧，鞋尖处有一点磨损的白花，但却擦得油光锃亮！我承认，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地道的皮鞋！也许是“舶来品”吧！那时，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很高，时髦一点的人，流行的是那种“765皮鞋”。所谓“765”，就是价值人民币七块六毛五的猪皮皮鞋，粗糙的毛孔，永远也擦不亮的革面，穿着的双脚就像裹着两块油毛毡……可能当年全国男人都穿那种皮鞋的吧！但是，陈先生却与众不同，穿的是那种牛皮革面、光彩熠熠的皮鞋！
从陈先生的打扮中，我读出了先生的“另类”（那时还不时兴这个词！）。他是教我们课的所有教授中惟一坐着上课的人（当年北大，辜鸿铭也是坐着上课的）；他发给我们的课本，是由他亲自编选、油印的16开本世界英文名篇（如美国的《独立宣言》、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之类）；他既讲历史，又讲英文；既讲古代史，也讲现代史；既讲中国史，也讲世界史……从美国独立战争讲到九一八事变、从孔夫子讲到丘吉尔、从曹雪芹讲到姚雪垠。从他的课中，我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尊严，我很想从他身上读出一点他个人的历史，但是……但是……他从来不谈50年代，也从来不谈毛泽东。对于那个年代的感觉，他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字。
对于陈先生，我始终心存敬畏。但没敢跟他好好说过一句话……我之“男人看鞋子”的意识，也许就是那时朦朦胧胧地形成的。
前两年，读到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派的许多轶事，我忽然想起了陈先生。他是现在留存下的史料中记述得最少的一个著名“大右派”，但是先生早已驾鹤西去，是否，先生带着很多的委屈？是否，先生还珍藏着很多秘密？……我恨自己，当年我是多么幼稚懵懂，这么好的采访对象、历史见证人、事件亲历者就轻而易举地错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留校任教后的某月5日（学校发工资日），在校门口的9路电车站，他踯躅而行。那天没有阳光，他手执一把长柄雨伞当拐棍，那双锃亮的皮鞋在布满雾霾的阴天里显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质感。
电车来了，陈仁炳先生消失在上车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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