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鹰从香港出差回来，终于为我带回我想要的书——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博智出版社）。托人到香港买书，是我的一个老毛病，每次，我都不会开很多书单（一两本），以免让人家为难。记得前两个月，C同学去香港，我就托他代购过此书，他一听我报的作者名，立刻反应：“是邓丽君的自述吗？”我倒！

   
    邓力群，这个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个曾官至中央书记处书记、执掌中宣部大权、却在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的人物，这个与三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的下台（1976年的邓小平、1987年的胡耀邦和1989年的赵紫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是不是越来越被人淡忘了呢？甚至……他的名气还不如一个歌星？

    后来C同学回沪，说没找到此书，我很理解——它未必是“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此书的封面很不起眼，扉页上却印着一行仿宋体字：“本书内容不代表博智出版社之立场。”不知道这是博智出版社出书的惯例还是另有原因，我总觉得在香港出版物上做这样的表白实属多此一举。

    我之知道此书，是因为听太太讲，她的学生告诉她，朱维铮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走出中世纪》的作者）在课堂上特别推崇此书。我印象中的朱先生是一个永远昂着骄傲的头颅的学者，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至于向学生推荐当代人的作品。在大学里，我就喜欢听朱先生与别的老师辩论，那种压倒一切的气势令人冲动和血脉贲张。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和沈渭滨老师争论起来，那是多么精彩、多么长见识、多么富有养料呀！如今，讲坛很多，一片和谐；没有交锋，何来火花——我们再到哪里去寻找那种折冲樽俎的学术辩论？

    现在，朱先生推荐了《十二个春秋》，说邓力群“说了一些真话”，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该书披露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许多都是在内地目前不可能公开的内容。比如，“胡赵分歧与邓陈合作”、“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不同意见”、“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赵紫阳做了手脚”……等等，单从这些章目来看，我们就知道这在内地是绝对的禁区。邓力群，这位曾经掌管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现在居然也在香港出书了，据他在后记中说，“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我要对历史负责。我要求我的自述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话说得很中肯，究竟如何，有待史料的旁证。

    对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我一直十分失望，一是我们得不到一手的材料，二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出版的地方。种种规定和禁忌，让史学家茫然。所以，还是“读论语”吧，还是“品三国”吧，或者干脆研究“明朝那些事儿”吧，那些东西没风险，随你怎么说——说对了，那是对文化传承的贡献；说错了，孔子、曹操和朱元璋们都不会找你麻烦……

    幸亏我们有香港！幸亏我们有十分敬业的香港出版人！近年来我陆续搜集了一部分在香港整理、出版的反映中国当代史的回忆录、资料和研究论集，弥补了些许缺憾（景行兄喜欢在上海买书，称“便宜”；而我喜欢到香港买书，道“珍贵”）。

    假如没有香港，我们的后人对于当代中国史，就像对待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一样，一筹莫展！一片混沌！

    假如没有香港，我们今天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破解的难题就会成为挥之不去的疑云，今日之疑将成千古之谜！

    假如没有香港，“邓力群”没准在哪一天真的变成了“邓丽君”！

    附记：我之喜欢朱维铮和沈渭滨老师，还因为我内心那种猥琐的“以貌取人”的陋习——在那个人人都穿涤卡中山装的年代，朱先生常常是一袭风衣，风度翩翩，我一直把他当作刘心武小说《穿米黄色风衣的人》的主人公；而沈先生，则喜欢穿一件笔挺的黑色哔叽中山装，我们暗地里叫他电影《蓝色档案》里的军统“保密局长”——这个典故，在今年春节拜访沈先生时告诉了他，沈先生听后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