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休日，与部分同事去了一趟南浔和西塘，趁现在游兴尚未消褪，随便说几句吧。

    恕我孤陋寡闻，我一直不知道张静江居然是南浔人！过去读史，知道张是吴兴（今湖州）人，因从未到过南浔，所以就未把张静江与南浔挂起钩来——知道了张静江是南浔人，是此次踏青的一大收获。现在，他的故居保存完好，对外开放，游南浔的人们又多了一个老宅探幽的景点，不错。只不过，游人们大多对张静江缺乏了解，年轻的导游在介绍张的时候，说他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故居挂着孙中山写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字幅，好像也可应证导游的说辞。

    其实，张静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纯洁。张静江（1877－1950），早年赴法，1907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来与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创办上海交易所，并用赚来的钱资助过孙中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他早年参加革命，也对。但是，在我的记忆里，20年代，张静江好像在“分共”的路上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吴稚晖之流走得一样远。

    尽管我头脑中关于“张静江”的内存已删得差不多了，但有一点，我仍印象深刻。1926年3月20日（距今正好82年吧），广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变），蒋介石借此机会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算是第二年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的一个预演，从此开了国共反目的先河（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不是本文要探讨的，但蒋介石却利用了这一事件，排斥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事件，蒋介石首先气走了当年还算是“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汪一怒之下，负气出走欧洲。

    汪走后，广州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决意扶植张静江来收拾残局，让张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据陈公博《苦笑录》回忆，鲍罗廷解释张出任主席的理由时，和他的翻译张太雷（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起与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公博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鲍罗廷：“我想主席最好是张静江先生。”

        陈公博：“什么！……张先生是一个跛子，怎么能领导？”

        鲍罗廷：“张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友，我记得孙先生在北京病危时，张先生一个四肢瘫痪的人，闻得这个消息，连爬带跌跑上北京，孙先生一见他便哭了。”

        陈公博：“张先生难道凭这一哭就可以取得中执会主席的资格了吗？”

        鲍罗廷：“……蒋介石已赞成了，谭延闿也已赞成了。”

        张太雷：“蒋先生不独赞成，据我所知还是提议的一人呢！”

    当年，我在上课的时候，将鲍罗廷、张太雷与陈公博的上述对话告诉了我的学生，每每讲到“凭这一哭就可以取得中执会主席的资格”时，课堂上便爆发出哄堂大笑。

    尽管三二〇事变的起因非常复杂，但陈公博就曾引述过时人的怀疑，张静江是这次政变的得益者，他可能是政变的“核心”。80多年过去，三二〇事变已经成为公案。张静江忽然成了“革命家”，这也算是新提法。

    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往往是“跳蚤”。比如，明明记得秦始皇是个暴君，一句“劝君莫骂秦始皇”的最高诗句，让嬴政皇帝忽然变得温柔起来；明明知道孙悟空是个“金猴奋起千钧棒”的英雄，现在忽然成了不按常规出牌、目无法纪、无视公共关系、不与国际接轨的叛逆者……唉，这“史”，恐怕还是不读为好！

    当某种东西放在冰箱冷藏以后，有一天取出来，忽然发现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我就会怀疑：到底是冰箱坏了，还是我的记忆出毛病了？

附：沉重的话题暂且搁置一边，传几张本人拍的踏青照片吧！
 



西塘景色


打开被锁住的春秋（摄于张静江故居）


打开被锁住的春秋二（张静江故居）


打开被锁住的春秋三（张石铭老宅）


打开被锁住的春秋四（张石铭老宅的西式洋房）


老巷回眸（在西塘石皮弄取景，一袭红衣的李MM正好在一旁，遂让她充当了临时模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