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平头百姓来说，地方大员向来是一堵墙，密密实实，庄严耸立，高不可攀——人们不知这墙的背后是什么。去年12月31日，在报社近距离见到了前来慰问的市委书记俞正声，觉得他说话平和亲切，好像没什么官架子——那堵墙终于有了一道豁口，隐隐看到了一缕光。“不要老是刊登领导的报道和会议消息……”他笑呵呵的忠告老在我耳畔响起，这大概也是使今年上海两会出现新气象的一个原因吧！

    大家对本地报纸今年报道两会的评价很高，我本不该插嘴，但有一个地方不吐不快：许多报道充斥着“×书记”、“×市长”的称呼，有的还赫然上了标题，这就让两会“新气象”多少打了点折扣。老实说，老百姓出于尊敬，见到×书记、×市长，称呼一声“×书记”、“×市长”也罢了，但现在却写在报纸标题上，总觉得别扭。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人们往往会忽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文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这当然是有所指的，那是因为在三中全会上，“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两个凡是”受到了批评，为此，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两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一段诚恳的发言：

    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机关向下发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第二天，胡乔木在分组会议上对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了阐释：“以后不讲‘华主席党中央’，只讲党中央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样讲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生活正常状态。”他进而举例说道，“……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一个时期常常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很少见的。把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而是不成熟的表现。”

    后来，李先念看了胡乔木的发言简报，在上面批了3个字：“讲得好。”有人向邓小平讲了胡乔木的发言内容，邓意味深长地说：“把这个写进公报。”于是，在胡乔木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就出现了上述那段文字，“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成了三中全会的又一个成果。

    从此，“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提法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

    后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变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同志”；

    再后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变成了“中共中央委员”；

    终于，“华国锋同志”也消失了；

    直到去年8月华去世，我们才又见到了久违的“华国锋同志”……

    在我的记忆里，改革开放开始后，上海市领导一直是以“名字＋同志”（或官衔）的称呼见诸报端的，从没出现过“姓＋官衔”这样的称呼——“陈书记”和“汪市长”（陈国栋和汪道涵）、“芮书记”和“江市长”（芮杏文和江泽民）、“江书记”和“朱市长”（江泽民和朱镕基）、“朱书记”（朱镕基）、“吴书记”和“黄市长”（吴邦国和黄菊）、“黄书记”和“徐市长”（黄菊和徐匡迪）、“陈书记”和“韩市长”（陈良宇和韩正）……怎么现在会出现这样的称呼？而这样的称呼又为什么让人安之若素？那些平时很卖力的“阅评员”们干嘛去了？

    其实，我们真心希望那堵墙不仅仅有一个豁口，还希望破墙透绿，或者索性推倒了之。遗憾的是，真心诚意堵那个豁口的，可能就是我们同道中人……

    上周在电梯里碰到孔同，她说很久不见我的博客了，“偷懒了吧？”顿觉汗颜。

    其实，我一直有写博的欲望，比如，前一阵曾收集过我去年八下杭州的线索，想把我住宿地的小营巷、马市街一带的风情写出来，还在那里拍了不少照片（最有意思的事，当属我访问的毛泽东1958年1月到过的居民大院，我回沪后特地查了一下，关于那次毛的杭州之行，史书上记载得几乎很少），但后来终因事多，耽搁了。写博的热情一耽搁，就好像蒸过头的隔水馒头——干了。

    今天写博，源于上周的一个饭局，如果不及时写下来，恐怕又要“干了”。上周互动部吃年夜饭，主持者要求每位与会者都要表演一个节目，看着互动部同事从老丁到小崔，表演的节目或有板有眼、或活色生香，就有点眼馋。轮到我了，推脱吧，有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味道，忽然，一首我刚读初中时从报上读到的长篇抒情诗涌上心头——张永枚的《西沙之战》，于是便背诵了其中的序诗：

炮声隆，战云飞，

南海在咆哮，

全世界，齐注目，

英勇的西沙群岛。

涌浪里，风云中，

海燕排空上九霄，

壮志鼓双翅，

豪情振羽毛。

飞翔吧，海燕！

歌唱吧，海燕！

快告诉我们，

西沙军民是怎样把入侵者横扫……

    这首诗诞生在1974年。那年初，美国支持下的南越傀儡政权开始进犯我国领土西沙、南沙，我海军给予南越海军迎头痛击，收复了西沙群岛。当年美国正在试图同中国修好，对此也无可奈何。2月，江青指示要歌颂海军，于某天晚上忽然指派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和一个记者赶赴西沙群岛采风。其中，那位小说家就是浩然——当年我十分喜欢的农村作家，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作者；诗人就是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的词作者张永枚，还有一位新华社记者。

    当《西沙之战》在报上发表时，对我这个刚刚跨入中学校门的初中生来说，不啻是一支精神强心剂。要知道，当年，我几乎没有读过好的抒情诗，少年记忆中的诗，无非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之类，现在，抒情的诗意扑面而来，我是多么激动、多么崇拜呀！请听：

阳光在碧波上一耀一闪，

海风把浪花卷上礁盘，

金子似的沙土，

白玉般的海滩，

珠贝铺满地，

鸟肥积如山……

    这样的诗句，对于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懵懂少年，具有的冲击力是难以想象的，当年，我竟然能将这首诗的许多段落背诵出来！

    后来，我还爱上了浩然采风后写的散文式小说《西沙儿女》，其中的主人公阿宝给我印象深刻，尽管浩然后来说这是他写得最烂的作品，但我当时确实无缘读到浩然的所有作品，我曾把浩然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奉为至宝，足见当年“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的影响力。

    再后来，就再也没有读到张永枚的诗，据说他“出事了”，最近几年才晓得，原来，一次江青率领她喜欢的几个文学艺术家们赴大寨，江青问身边的浩然、张永枚、浩亮（《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刘庆棠（《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的扮演者，文化部副部长），有没有听到有人说她的坏话。大家都说没有，只有张永枚说他听到有人议论江青“有野心”。江青便说张永枚整她的黑材料，并扬言绝对不会放过张永枚，张永枚一下子就“疯了”。

    张永枚“疯了”，“文革”后期的抒情诗也没有了，我又回到了充斥耳际的标语口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