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懂得爱人之前，交响音乐曾是我的最爱。

喜欢上交响乐，缘于8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雅，而是交响乐曾经离我们很近，这可以从交响乐的入门“三子”（场子、票子和单子）谈起——那时，交响乐演出场地简单实用，进场的门槛不高；那时，交响音乐会的票价很低，只相当于一场电影的票价；那时，交响乐演出节目单除了曲目介绍外，还兼有普及交响乐知识的功能……

“场子”

大学时代，我聆听交响乐最多的场子就在复旦大学相辉堂！那时的相辉堂（原名登辉堂），几乎每月都有几场精彩的交响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乐团、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上海歌剧舞剧院管弦乐队每每轮番登场，当时国内一流的指挥家几乎都登上过相辉堂那简陋的舞台。我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了李德伦、黄贻钧、黄晓同、曹鹏和陈燮阳等的风采。至今还记得李德伦在一次指挥开始前说的那段话：“现在大家都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看还要加上一个：文艺的现代化……”话音刚落，相辉堂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通过了？”李德伦自言自语道，“噢，通过了！”又是热烈的鼓掌！

大学毕业后，我常去上海音乐厅。当年，这里白天放电影，晚上开音乐会，是一个大众娱乐场所！上海音乐厅原名南京大戏院，建于30年代，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大师曾在此演出京戏，常常爆满。虽然其回音效果不错，但隔音效果极差，音乐厅西面是一条弄堂，市井噪声依稀可辨。记得一次某乐团正在演奏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一曲将了，弦乐拉出最后一段滑音时，忽然隔壁弄堂发出“嘭”的一声巨响，原来隔壁弄堂的小贩正在爆米花！

因为上海音乐厅最初的功能定位是戏院和电影院，它的舞台偏小，演奏室内乐还算凑合，一到大型编制（80人以上）的交响乐团演出时，就显得捉襟见肘——第一排弦乐末席往往要挤到舞台侧幕。所以，国外大型乐团来访，一般都会另辟新址。据说1986年9月西德班贝克交响乐团来访，原定在音乐厅演出，后来改在美琪大戏院。而1993年5月费城交响乐团来访，因为编制过于庞大，只能在上海体育馆演出。

1998年，上海大剧院建成，爱乐者终于盼来了现代化的音乐演奏大厅！

“票子”

做学生的时候，常喜欢“蹭听”交响音乐会，我特别乐意做校学生会安排的相辉堂检票员，听众入座后，我就会找上一个座位，自己当起了听众。有一次，我还有幸绕到舞台侧幕，与演奏员们近距离面对面，音乐响起，幸福感油然而生。

大学毕业后，我的“蹭听”生涯结束，只能买票观赏。那时上海音乐厅的票价很低，记得每周日上午9点演出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票价为2角钱，晚上音乐会票价一般也在5角左右。对于已有工资收入的我们来说，这样的低价简直就是一种福利。所以，我们一班毕业的同学常常会在音乐会幕间休息时相聚——不是因为事先约定，而是因为不约而同。聆听一场交响音乐会，是当时我们最有意义的文化生活。

当年，国外的音乐团体也时有来沪演出，票价会稍高一些，但我们还能承受。比如，我买的班贝克交响乐团的演出票，价格为6元，这已让我的同事咋舌。到了90年代初，交响音乐会越办越多，票价也越来越贵。记得我买的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票，已破天荒地达到了60元，这已是我能承受的最高极限，因为那时我每月工资只有区区300元！

那时，我盼望着上海能有与这座城市地位匹配的现代化音乐厅，但从来没有盼望过与自己的荷包不匹配的音乐会票价。后来，“匹配”的音乐厅来了，“不匹配”的票价也来了……

“单子”

听交响音乐会，我喜欢买一份节目单，一是作为节目内容的浏览，二是作为收藏。那时，因为音乐会票价本身很低，节目单价格就更低了，约在2分到5分之间。说是节目单，其实就是一张薄薄的折成4页的8开纸，但内容却很扎实，一般都有曲目、乐队、作曲家和指挥的介绍，我的一些粗浅的交响乐启蒙知识有的就来自这些单子。

与现在厚重的小册子比起来，那时的节目单显得比较粗糙。但也有例外，我珍藏着的班贝克交响乐团演出节目单，就是80年代我见过的最精美的节目单之一，铜版纸印刷，共24页，内容包括“班贝克交响乐团和班贝克市”、“建团史”、“演奏旅行”、“指挥”、“节目表”和“演出作品介绍”等，这样一本漂亮的小册子，售价只有3角，而且没有一页广告！

现在，每次听音乐会，我依然有买节目单的习惯，但是，某些节目单越来越让我失望，价钱贵倒也在其次（一般都在二三十元左右），最主要的是内容欠缺，对作曲家、作品、乐团和指挥的介绍过于吝啬，而抢眼的部分都让位于赞助商和广告，印制精美的小册子往往让我有一种“金玉其外”的联想。

我的爱乐历程从“三子”起步，至今想来依然温馨。在我看来，青少年的艺术素养，不在于“让××进课堂”，而在于课堂之外可以方便地选择什么。艺术素养不是强加于人的附庸风雅，而是可望可及的耳濡目染——行政干预与空洞口号，离精神文明更远。

    围脖者，微博也。织上围脖，缘于一个月前的全国都市报总编辑年会。记得那天参加海口市委欢迎晚宴，新浪美眉小乔与我等同桌，惟围脖是瞻，侃侃而谈、津津乐道。一番循循善诱、“钓鱼执法”后，一桌老总纷纷上钩，拿出手机，弃美味而织围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不必正襟危坐，一按手机纵论天下；不必鸿篇巨制，片言只语几成美文——围脖让人拍案惊奇！机织半月，已然累计粉丝三百——自然，我等比不上拥有50万粉丝的围脖女皇姚晨：一声叹息，便能导致口水奔流；也比不上扭捏作态的围脖新秀芙蓉姐姐：文糙图茂，端庄得俗不可耐，性感得令人反胃，还能赢得“竞折腰”的无数粉丝。对我来说，一个粉丝就是一张选票，粉丝渐多，自信心亦日增，遂在我原先的博客里声明：“从今以后，我们围脖见！”

围脖惊奇，首先在于“即时”。台湾地震，最早的新闻报道是围脖！一福建脖友称：“地震了！现在房子在动！”跟帖者无数。马上，正在台湾的某报老总发来照片，证实当地地震——此等新闻发布速度，即使电视、网络新闻也难望其“项脖”，后来报纸再发布消息，几乎成了张艺谋大导演的“一个传说”。至于“洪晃收到法院传票”“章子怡海报被泼墨”……脖友其实第一时间就围观过了。

有新闻就有幕后，围脖从不羞于掀开围帘。国内有哪些报刊派记者采访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青年报》一记者在现场围脖：“《财经》来了2个半记者（半个人指参加后一周报道）；《新闻晨报》，3个；《南方周末》，我遇到一个；《东方早报》1个；《外滩画报》，自己出钱派了一个；《中国青年报》，报社出一半钱，派了我一个。”12月13日，我正在北京出差，随手打开一份当地报纸，图文《寻找索马里海盗》让人眼熟——介绍中国记者曾玉、张源勇闯索马里之旅，整整两个版面（A12﹑13版中），左看右看，记者寻找到了海盗，我却寻找不到记者的身份介绍，乍一看，读者会误以为两位记者来自该报。我赶紧取出手机，在围脖里发帖补正：“……不知为何，《××报》未介绍这两位开创国际新闻先例的记者来自哪里。他们来自上海，是《新闻晨报》特派记者！”

围脖另一惊奇，则在“效率”。随便看看，脖友间的转发回复五花八门：呼吁为贫困者献爱心、寻找失踪的亲人、揭露卷款而逃的奸商、托人到机场传递遗忘的《港澳通行证》……有时，其作用堪比“110”。据说一地产大佬，难解儿子中学数学题，织围脖征答。很快，正确答案如“十月围城”般飞来；还有一老兄，在餐厅厕所内方便完毕，忽发现手纸用完，顿觉尴尬，织围脖求救，经多人转发，终于惊动餐厅职员，该老兄卸载突围，破涕为笑。

最令人惊奇之处，乃围脖本质：“温情”。多年好友，飘零四方，围脖相见，分外眼红：“哟，您也在这里呀！”遂彼此关注，互为粉丝。过去，都市报年会我也开过几次，媒体老总相聚，往往经历如下阶段——会初，相见恨晚；会上，互诉衷肠；会后，曲终人散；又会，恍若隔世。但入围以后，情分难解，你我围观，互道珍重，有感发评论，有念发私信，曲终人不散，隔年不隔世。有时，朋友异地聚会，织围脖弹冠相庆，我心生羡慕，蠢蠢欲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此等牵挂，惟当年谈情说爱者可媲美之。

互联网技术，你方唱罢我登台。前天博客灌水，昨天开心偷菜，今天裹上围脖，明天再玩什么？我不敢揣测。但无论如何，即时、效率和温情这“三枪”，谁也绕不过去——未来IT发明，执“三枪”则昌，弃“三枪”则亡。

我看古人热评今事：

    自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

    楼歪歪——“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辛弃疾《鹧鸪天》）

    盗婴——“惟……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

    钓鱼执法——“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

    中学踩踏——“岂知千仞坠，只为一毫差。”（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述旧言怀》）

    富国减排——“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以上笔记适用于围脖并兼答wangqin

十个朝鲜工人在上海

 
> > > 我在上海一家德商企业里工作，前段日子和十个朝鲜人相处了三个月，现在他们回国了。可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点东西，通过他们，和各位网友一起在一个方面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
> 朝鲜从其他国家购买了一套德国设备，为什么买德国设备要从其他国家而不是直接从德国买，因为德国政府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不允许对朝出售先进设备，而德国制造商还想挣钱，所以采用了一个变通方法，通过一个非洲国家，转卖给他们。德方并且承诺免费负责培训买方操作人员。因为该制造商有一套同样型号的设备卖给在上海的一家德商企业，朝鲜人员就可以在上海进行培训。德国制造商和有那套设备的德商企业达成了协议，由上海的操作工人负责对他们的培训。由于我是这家德商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受德国老板的指令，由我负责他们的生活安排。技术上的培训由一个车间主任林先生负责。德国老板很重视这项工作，还专门找了个在韩商企业工作的一个中国朝鲜族人金小姐当翻译。
> 　　他们十个人是乘从沈阳到上海的火车到上海的，我和金小姐到火车站去接他们，一共七个男的，三个女的。全部穿深蓝色的西服，紫红色的领带，左胸前佩戴着一样的像章，清一色的黑色提包。西服好像不是毛料的，是化纤和毛的混纺料，有点皱，再加上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即使在软卧车厢里，也显得疲惫，所以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一群不伦不类的人穿上了不伦不类的西服。出站后就有公司的车把他们带到了位于张江镇上一家酒店里。酒店的规格在上海也就是中等的宾馆。在宾馆的接待大厅里，通过金小姐的翻译，大家都自我介绍了一下。领队是中年男子李先生。由于男女人数都是单数，而房间是两人一间，所以我就问，有没有夫妻，这句问话把他们很严肃的脸立刻出现了一点笑容。没有夫妻，就要了六间双人房，其中领队一人一间，一个女孩子也一人一间。如果工作需要，金翻译也可以住在这里。我和他们简单地交代了门卡，电话使用方法，晚饭和早饭地吃饭地点，还告诉他们冰箱里地东西可以随便吃，以后由德国人结帐等等。我们离开宾馆与他们告别前，我用手机告诉了我的上级，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的手机，看来他们对这个玩意儿是很好奇的。
> 　　第二天开始，他们就到车间跟班工作了，我发现领队不是要培训的人员，而是他们的脱产领导，这个领导和部下是形影不离的，我才知道这个领队是这个任务。我把十个人交代给车间主任后，就没我什么事了，而金翻译还得陪同他们。中午吃饭是和公司员工一样的快餐，饭后有一份水果。
> 　　下班后，我又去车间，和他们一起到宾馆，也是公司的车，不过这是一辆大巴士，能坐四十多人，是公司接上下班员工到浦西的，他们一行上车后，这辆大巴士才坐满。车先绕道到他们宾馆，他们下车后继续开，他们从上车到下车不过十分钟。趁吃饭前的时间，我征求了领队对目前安排的意见和要求，领队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就提了好几条建议，一是要求客房里的电话拆掉，只留领队房间的电话，他说是为了防止队员乱打电话，增加你们的接待费用。二是要求把房内的电视机里所有频道都去掉，只留中央台的音乐频道和体育频道，他说的原因是便于培训人员休息。三是希望我们在大巴士上留出前部的两排座位供他们专用。这几条都不难办，当下我们俩就和宾馆总台上联系，办好了。办完事情后，宾馆人员和我俩说，他们的饭量真大，早餐是自助餐，十个人吃的比三十个中国人的饭量还大。又说他们很能喝，每个冰箱里的饮料都已经吃了三分之一了，我们及时补充都来不及。
> 　　九个人分别在九个岗位上接受培训，九个岗位上九个中国师傅给他们示范和指导，第十个人就在九个岗位间转悠。金翻译也在九个岗位间转悠和工作，由于在具体岗位上动手比动口多得多，所以金翻译也忙得过来。我的接待工作也似乎稍轻松了一点。
> 　　但是不久就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
> 　　在九个岗位中有两个岗位是需要使用电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培训者也慢慢地可以自己使用这台电脑了。一天领队见这位朝鲜工人空闲时间在电脑看画片，他大为恼火，通过金翻译，要求不使用电脑，而改用手工操作，即手工计算加料量，因为在他们国家是不用电脑的，师傅请示了上级，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而领队还被告知，工作用电脑是不允许联网的，所以请领队不要担心电脑里会出现不利于朝鲜的内容，他还将信将疑地问，那么怎么会有画片呢，师傅这下傻了眼，这是他从自己mp3上下载的，属于违规行为，这种违规在公司里很普遍，只要不影响工作，上司一般不管，但是这次却惊动了更上层，结果是那位师傅受到了降薪处分。被降薪了，他也不想干了，没多少日子后，他跳了槽。他走时，那位朝鲜员工感到很对不起他，就问金翻译，他离开单位，会不会被关起来，我真对不起他呀。金翻译笑了，他违反公司规定，又没有犯法，不会关起来的。我们国家就业自由得很，他明天就去另一家公司上班。又是一头纳闷，感到在中国找工作的手续太简单了。
> 　　电脑风波完了后又出现了图书馆风波，一位非常勤奋好学的朝鲜女孩子在岗位上经常问这问那，当然是技术上的问题。好多问题师傅无法回答，于是他请教了车间主任，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林工给她详细讲解了，并且介绍她到上海图书馆去查阅有关资料，还答应陪她一起去上海图书馆参考阅览室。好在这个女子在国内学的外语是英文，所以很高兴地向领队提出了请求，领队也同意，不过要和他们一起去。在一个星期六，她，金翻译以及领队一起坐公司派的小车去了上海图书馆。车间主任准备从家里半途上车共去。上海图书馆附近有好几个驻沪领事馆。当车到美国驻沪领事馆时停下了，突然。领队大叫，不准停车！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领队很大声地问道，怎么开到美国领事馆了，司机莫名其妙，说，接一下林工，一拐弯就到图书馆了。这时正在等车的林工上车了。领队问，到图书馆还有多少路，司机说，不远了，走走也就几分钟。领队说我们不去了，回旅馆！这时这位工程师就愤怒起来了，高声叫道，你到底要干什么，既然你已经同意我们去，到半道上就要回去，回去你也要讲个理由。我们就那么好耍弄的吗。领队声音软下来了，说对不起，我们国家对出国人员有规定，必须绝对远离别国大使馆。特别是美国和南方反动政权的大使馆。所以必须回去。就这样，林工下车了，其他人回到了旅馆，图书馆最终没去成。
> 　　公司实行的是双休日，每到周六周日，他们只能在旅馆里看电视，电视只能看体育音乐节目，不能随便外出，于是显得无事可干。好心的金翻译提出在双休日一起去上海风景点玩玩，领队这次也同意了，不过要金翻译说一下要去的哪几个点，具体有些什么内容。金翻译报出了豫园，东方明珠，外滩，一大纪念馆，南京路步行街。领队划去了一大纪念馆，其他地方都同意参观。那天十个人都高兴地上了公司的小中巴，作为负责接待的我也参加了这次旅游。门票由公司接待费里开支。第一站是东方明珠，在上东方明珠的电梯里，他们有人问，旁边的金茂大厦有多少层，我告诉他们有八十多层，又有人问是不是中国第一高楼，我回答说，中国第一高楼在台湾，这是上海第一高楼，不过很快就有更高的楼在上海出现，那时中国第一高楼就在上海了。在豫园这个古典园林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豫园出来已经中午了，按计划我们在九曲桥旁边的南翔馒头店里吃了中午饭，由于事先预定了座位，所以不用像其他顾客排队等候。吃完中午饭到外滩走走，在金翻译的提议下，大家在外滩留了合影，背景是上海的新标志东方明珠。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刚到南京路步行街时，花花绿绿的广告，熙熙攘攘的人群，五颜六色的衣着打扮，繁华的景象使这十位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领队一边看着街景，一边注意着他的手下，终于在一则内衣广告牌下，领队对正在注视广告牌的人，用朝语大叫，停止前进，并向金翻译提出，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不能再参观了，马上回去。有了上次图书馆的经验，金翻译马上带她们原路返回，用手机联系司机把车开到可以开的地方（步行街是不能行车的），大家上车返回。尽管有这么个扫兴的尾声，但是大家还是玩得都很开心。
> 　　培训人员里，有几个抽烟的，带来的国产烟抽完了，领队同意他们到旅馆对面的小杂货店里买东西，并且告诉队员不准到超市去买。也许在他看来，超市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还规定只能买生活用品，不能买书报杂志。于是小杂货铺前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除了买烟以外，还买了卷面，方便面，饼干，香肠，咸肉，在一个那么小的杂货店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商品可以出售，实在使他们难以想象。就是平壤最大的商场也买不到那么多品种的食品。要说明的是这家杂货店本来不经营咸肉，但是当有人问起有没有咸肉时，第二天就开始有了，看来杂货店老板应当很欢迎这群顾客。他们中有三位女性，买了卫生用品还不会用，好在金翻译也是女的，告诉了她们如何使用。
> 　　还有许多小事，也可以说一下，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手表，是机械表，他们国家产的，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物品，可是到中国后发现许多人都不戴手表，倒是小孩子手上有个电子表，后来才发现，原来每个人的手机就是表。对于手机的好奇，前文已经说过了，后来他们发现，每个人都有手机，就是每天打扫车间卫生的清洁工也用手机，使他们又吃了一惊。
> 　　当他们知道了在公司里工作的许多员工居然是从很远的农村来的，没有组织介绍，而是看到招聘广告后自己找的工作，这又使他们吃惊。他们也看到了乞丐，曾问过师父，政府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得到的回答是乞讨又不犯法，何必要抓呢。
> 　　三个月过去了，他们要回去了，我和金送他们上火车，票是又公司购买提供的。来时每人一个统一的旅行包，走时人人（包括领队）都是大包小包一大堆，几乎全是食品，他们有限的国外补助都变成了食品了。进站时，行李必须通过扫描机检查，其中一个包出现了问题，检查员要把包打开，一个男青年把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二三百个一次性打火机，这包打火机属于危险品，不允许带上火车的，还有一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怎么办？我问，一共多少个，他说的非常准确，二百三十六个，我说，给我吧，我掏出二百四十元给了小伙，他连声感谢。我并不抽烟，即使抽烟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打火机。只是知道他们津贴很少，难得出一次国，就成全了他吧，让他吧这二百多元到沈阳后买食品吧。我带了打火机就进不了候车室了，临走时，我又从包里抓了一把打火机，有六七个，塞到了他口袋里。
> 　　这时领队来到我跟前，通过金，对我说，在你们的配合下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出来时十个人，回去也是十个人，沈阳就是转车了，大概不会出事了吧。
> 　　我也完成了任务，一个啼笑皆非的任务。后来凡是有抽烟的，我都送他一把打火机，送了一年多，才送完。
>

    今天上班途中，特地绕大连路绿地去看了一下新落成的上海国歌纪念广场，远远望去，12米高的青铜国旗雕塑很有张力和质感，走过这里，不由得让人有寻访历史的冲动。

    选择在荆州路405号原址旁建国歌广场，是因为这里曾是30年代左翼文化人士创办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旧址，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在此拍摄，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影片中唱响，后来又在百代唱片公司（今衡山路811号）灌录唱片，并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然而，如今要寻访这些文化遗迹并不容易，除了黄浦剧场还在外，百代公司只剩下在徐家汇公园绿树掩隐中的一幢孤独的小红楼，而电通公司的建筑早已不复存在。我想，要是电通公司的建筑还在——哪怕只剩下一面墙、一扇窗，新建的国歌广场就会增添更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气息……

    “罗马不是一天修成的”，积累是历史的基础。前些日子去英国牛津大学参观，几百年前的建筑依然巍峨矗立，当地人说，几百年前是什么样的，现在依然是什么样的，远到传说中的头上掉苹果的“牛顿树”，近到拍摄电影《哈利·波特》的饭厅，游人们都能够亲眼目睹。在一个城堡状的建筑门口，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Welcome to Bodleian Library.”这让我忽然眼睛一亮：Bodleian Library！这不就是钱钟书当年留学牛津时经常光顾的图书馆吗？因为当年读书枯燥而刻板，钱钟书就把他当时的自家住所Norham Gardens译为“恼人园”，而把Bodleian Library译成“饱蠹楼”，他的英国文学底子就是在饱蠹楼里博览群书后打下的。如今，饱蠹楼前游人如织，它述说着这里的历史，也唤起每个参观者心中的历史记忆，即便是我这个中国人，在这里居然也能找到相应的中国文化符号。

    “建筑是最好的历史”，有了建筑，我们就有了寻访历史的底气。去年去杭州，我住在马市街附近，很偶然的一次逛街，被一个古色古香的巷子所吸引，便走进去看了一下，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写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的院子，这就是小营巷61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踏进了这个院子。因为不知毛泽东要来，当毛泽东向一个少年了解爱国卫生运动时，那少年恍如做梦一样：“您是毛主席？”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看我像吗？”他还问当地居民：“这里有苍蝇吗？有蚊子吗？”如今，这里还挂着毛泽东当年视察的照片，我在天井的墙角还发现一张八仙桌，据说当年毛泽东就是坐在这张桌子旁向居民们嘘寒问暖的。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我回到上海后仔细查了毛泽东的这次行程，发现在正史中对于这段记录不多，因为这是毛泽东离开杭州参加南宁会议去机场的路上突发奇想的一个插曲。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正史中往往一笔带过，因为杭州会议范围小，效果也不明显，毛泽东决定到南宁开会，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记载，1月6日到南宁以后，在随即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的心情并不好，“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离开杭州上飞机前心情愉快地突然探访小营巷？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话题。好在许多当事人还在，小营巷居民至今仍珍藏着对当年毛泽东视察的温暖记忆，一些老一辈革命家还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和有关历史资料将为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同样，小营巷民居格局的保留，也会为还原历史烘托出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氛围……

饱蠹楼外景


小营巷61号，毛主席视察过的院子